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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好楼居 :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2019-01-11 04:41:54

庆祝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学科

创立60周年




仙人好楼居 :

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


罗世平

罗世平,1955年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著名美术史家、美术教育家。历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1997-2003)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部副主任(2005-2006)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研究所副主任(2005-)中央美术学院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2015-)。

 

学术简历:

2000年8月应邀参加英国东安吉利亚大学“世界美术史高级研修班”;2000年9月出席英国伦敦举办的“2000世界美术史年会”;2000年10月发起并主持“回顾与展望-中国20世纪美术史学讨论会”,宣读论文;1999-2001年美国路丝基金资助中美合作研究项目《汉唐之间》中方美术史负责人、论文集编委;2000-2001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博物馆巡览》丛书总审订;2001-2002年外文出版社出版《西洋美术辞典》简体中文版总审订,《今日中国美术》主编;2002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中国外文出版社计划项目《中国佛教美术》编委、撰稿人;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中国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美术百科全书·雕塑卷》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寺观壁画·唐宋卷》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墓室壁画·唐代卷》主编;2003年3月出席美国纽约“第55届亚洲研究”年会,宣读论文。


学术著作:

《欧洲近代雕塑大师罗丹》(1984)《点、线、面》(译著,1988)《世界美术史》(译著,1989)《情感与符号——康定斯基与抽象绘画》(1989)《中华文明史》第3、4、5卷美术编(1992)《中国宗教美术史》(合著,1995)《山水百家》(1996)《写菊百家》(1998)《20世纪唐研究文化卷·美术》(2001)《中国美术简史(增订本)》(合著,2001)《西洋美术辞典》(简体版,2002)《四川唐宋佛教造像的图像学研究》(2003)《20世纪中国壁画墓的发现与研究》(2004)《波斯和伊斯兰美术》(2004)

 

学术论文:

《雕塑的空间意识断想》(1986)《城市雕塑与环境》(1988)《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批评家》(1986)《康定斯基抽象画论研究》(1988)《西方现代派美术述评(连载)》(1989)《夏山图——方闻绘画史方法得失辨》(1989)《千佛崖利州毕公及造像年代考》(1990)《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考》(1991)《敦煌泗州僧伽经像与泗州和尚信仰》(1993)《艺术的殉道者——罗丹》(1993)《巴中石窟三题》(1996)《观王公淑墓壁画<牡丹芦雁图>小记》(1996)《略论曲阳五代山水画的美术价值》(1996)《辽墓壁画试读》(1999)《四川唐代佛教造像与长安样式》(2000)《汉地早期佛像与胡人流寓地》(1999)《地藏十王图像遗存及其信仰》(1999)《四川石窟现存的两尊万回像》(1998)《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初步研究》 (2001)《20世纪唐代书画研究》(2001)《青州北齐造像及其样式问题》(2001)《作为美术文化观照的美术史学——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美术史研究的思考》(2001)《唐代仕女画独立分科的历史动因及其相关问题》(2002)《当代文化主题下的雕塑传统与现代实验》(2002)《刻削之道:中国木雕的当代语境》(2002)《得逢盛世 佛像重光》(2002)《内蒙古宝山辽墓壁画与唐画的对读》(2003)《北齐新画风——太原徐显秀墓壁画参观记》(2003)《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的胡化因素——北齐绘画研究札记(一)》(2003)《埋藏的绘画史——中国墓室壁画的发现和研究综述》(2004)《辽墓壁画的发现与研究》(2004)《早期佛教进入四川的途径——以摇钱树佛像为中心》(2005)《过渡期的荣耀:隋代佛教造像艺术》(2005)《传统文脉与现代形态》(2005)《回望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整理与研究》(2005)《中国古代的油画》(2005)《天堂喜宴——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2006)《地下画卷:中国古代墓室壁画》(2009)《天山南北:艺术在丝路的对话》(2011)《中国的琐罗亚斯德教美术》(2012)《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2012)《天堂法像——洛阳天堂大佛与唐代弥勒大佛样新识》(2016)


内容提要:湖北襄阳东汉—三国蔡越墓出土的相轮陶楼,在建筑形制上为汉式陶楼和印度式相轮塔刹的结合,在装饰母题上同时兼有汉地神仙瑞兽与印度—犍陀罗式有翼天人的图像,明显带有佛教初传时期汉、印文化杂糅的特点。本文在讨论陶楼形制的过程中,分别联系同期北方墓葬中出土的陶楼明器和汉晋之际江南地区的佛饰堆塑重楼魂瓶进行类比分析,证明这两类墓葬明器都与文献记载的“浮图祠”相关联。在佛教初传汉地时,由“仙人好楼居”的汉式重楼过渡到高层佛塔,浮图祠是初期的标志,襄阳蔡越墓陶楼或可看作是浮图祠的标准器。浮图祠用作明器进入墓葬,反映了汉地民间埋葬方式因佛教传入而起的新变化,并在随后长江中游六朝砖墓的建造中留下了印记。


关键词:相轮陶楼  魂瓶  浮图祠  窣堵

引  言

2008年10月,湖北襄阳市樊城区东汉—三国蔡越墓地M1清理出土了一件黄褐釉陶楼,是由门楼、墙院和两层楼阁组成的长方形单进院落,基本形制属汉式陶楼,所不同的是,该陶楼顶上设有平头相轮塔刹。这件陶楼明显是由汉式陶楼与印度式塔刹组合而成,两种建筑要素放在一起,看起来仍显得生硬,说明相轮陶楼是一件受到印度佛塔建筑影响,具有特殊功能的明器,其中所透露的历史文化信息已超出常见的汉式陶楼,体现出佛教初传时期印度文化因素与汉文化传统杂糅的特点。它的形制,还关系到中国高层楼阁式佛塔的渊源,关系到对汉、晋时期“浮图祠”的认识。以下结合文物,就襄阳相轮陶楼及相关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一  陶楼形制

有关襄阳相轮陶楼的建筑形制和装饰特点,发掘简报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从刊发的图片可以获知陶楼的整体面貌,2011年7月,湖北省博物馆举办《荆楚英华——湖北全省博物馆文物精品联展》,这件陶楼也陈列其中〔图一:1、2〕。


〔图一:1〕 黄褐釉相轮陶楼  

东汉-三国  襄阳市博物馆藏  

采自《文物》2010年第9期


〔图一:2〕 黄褐釉相轮陶楼线图  

罗世平、孙丹婕绘


陶楼院落四围,平面近方形,进深31厘米,面阔33厘米,其主体两层,通高104厘米。陶楼底层平面为长方形,人字坡屋顶,瓦垄中脊上设四熊托起的平座,周以围栏。平座上承第二层楼阁,楼体近方形,四面开百叶窗,屋顶四阿,顶脊上再设二熊支撑的平头。平头上堆塑虎戏二熊相轮座,熊虎座上起相轮竿,竿上叠累伞形相轮,底层相轮作仰覆伞对合,其上叠起六层覆伞,合相轮七重。伞上出刹,刹顶刻塑弯新月的龙形兽。楼体形制已有后来楼阁式塔的基本形态。陶楼院前门楼,与楼体等宽,前部二根八角形廊柱,蹲熊柱础,柱的内侧立栓马桩各一。门楼正中为对开大门,门扉铺首上部各贴塑二身合十站立、肩生双翼的人物。大门右侧开一小门,门扉上也贴塑一身站立合十双翼人像。再右为璧纹大窗,窗下堆塑一坐熊。大门左侧下为上圆下梯形的门洞。院落实以瓦垄围墙。屋脊鸱尾皆为大叶尖茎的树叶形状。


根据简报的描述,核以实物,这件相轮陶楼属二层楼体的单进院落,屋脊瓦垄,建筑形制仍不离东汉三国时期的陶楼造型,但对比普通汉式陶楼,又有几点显著不同。


其一,在楼层之间以平座作为升起构件,平座围以栏楯,示意可以供人游观,可见这个平座在重楼结构形态上起着升起楼层的作用。这一构件在后世楼阁式建筑,尤其是楼阁式塔上运用得极为普遍。在已出土的汉代陶楼明器中,有平座升起结构者凡见几例,年代都在东汉。如河南洛阳市洛宁县故县乡黄沟湾村东汉墓出土的五层陶楼,在每层瓦垄之上皆有平座栏楯结构,楼体依次逐层收分至顶,叠累而成塔式高楼;河南桐柏县出土东汉彩绘陶楼,楼体三层,每层由平座作为升起结构,彩绘栏楯;北京市丰台区小红门三台山出土东汉三层绿釉陶楼,在每层屋面上起斗拱安设平座栏楯;河北阜城桑庄东汉墓出土陶楼,各层之间精细地仿造木构部件,平座栏楯雕镂贴塑,屋檐瓦垄安设博山瓦钉,楼体五层,高达216厘米,楼体形制已与发展成熟的楼阁式高塔几无二致。这类陶楼遗例,一些是建筑单体,一些还带有门楼院墙,形制同于襄阳陶楼。对于这些多层的陶楼,民间又有“高楼”之称,概是汉武帝以来 “ 仙人好楼居” 的寓意。汉人厚葬,羽化升仙思想浓厚,东汉墓中所置的高楼明器,功能或不离神仙住寿这一目的。


〔图二〕 印度桑奇1号塔 

 约公元1世纪  印度中央邦波帕尔


其二,楼顶正脊之上不是汉式陶楼常见的柱表或立鸟鸣禽,而代之以平头熊虎覆钵形座承托相轮塔刹。覆钵、平头与相轮塔刹原是印度窣堵坡(stupa,塔)的标识性组件,印度桑奇大塔完整保留了覆钵丘上设平头相轮的结构形制〔图二〕。建塔的依据在原始佛教的塔制上有记载,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十八称:“应可用砖两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钵,随意高下。上置平头,高一二,方二三尺,准量大小。中竖轮竿,次著相轮,其相轮重数,或一、二、三、四,及其十三,次安宝瓶。”在印度石窟、犍陀罗佛寺遗址也都有依准造出的佛塔遗迹可为佐证。襄阳陶楼在整体移植印度佛塔的覆钵丘、平头、相轮这一组标识性构件时,对覆钵丘加以了改造,将熊虎瑞兽这样的中国元素用作覆钵的母题,捏塑成装饰化的熊虎座覆钵丘,中、印要素在陶楼顶作此组合,意在标示陶楼杂糅神仙佛陀的功能指向。


另需提及的是陶楼上新月形刹尖,它既不合上引佛经“次安宝瓶”的说法,也不见于印度本土的窣堵坡实物,这种刹尖遗例幸有古代丝绸之路罽宾道上的悬度国(今巴基斯坦奇拉斯地区)岩画窣堵坡可为参考。来往于契拉斯罽宾古道的佛教徒曾在岩壁上留刻有覆钵塔的画面,第2号岩壁刻有僧人供奉覆钵塔的情节,塔间栏楯方围角柱上突起刻着新月形的标识物,另有一位僧人手中还高擎一件带底座的新月标识物向覆钵塔奉献,是知新月标识另有中亚古国的符号寓意〔图三〕。奇拉斯岩画的年代约在公元一世纪,是贵霜佛教东传时信徒留在丝绸之路上的早期遗迹。襄阳陶楼刹尖与契拉斯覆钵塔岩画标识物的相似,也说明印度佛教初传汉地时还携带有丝路古国的因素。


〔图三〕 契拉斯2号岩画  

约公元1世纪  巴基斯坦契拉斯  

采自前揭晁华山 《佛陀之光——印度中亚佛教胜迹》



〔图四〕 禅定佛像  

约公元6世纪  泰国巴真府东斯玛哈波出土


其三,屋顶正脊和垂脊树叶形鸱尾,为中间茎脉尖出的对圆形状,放在屋脊上显得夸张,是不见于汉地此前的鸱尾形态。这样的叶形鸱尾与相轮塔刹配在一起,所构成的特定指义自然让人联想到佛陀在菩提树下的证道。菩提树作为艺术形态出现于印度,最初不惟佛教所专有,但在佛教兴起之后,菩提树作为佛像的前图像即与佛塔、法轮成为佛陀的象征广受信徒的供奉,而在稍晚南传佛教造像遗迹中就有佛陀跏趺坐于菩提树下,两侧雕刻覆钵塔的造像,直观地将覆钵塔、佛像、菩提树三者作为一组图像雕刻了出来〔图四〕。从这样的组合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菩提树-覆钵塔-佛像”所构成的图像逻辑,这组图像伴随佛教的东传也进入中国,在陶楼这类明器上留下了印记。江苏金坛县文管会收藏的一件吴晋时期的佛饰堆塑罐残件,罐顶三重楼阁,鸱尾皆是对圆起尖的叶形,树叶居中剔线示意叶脉主茎,禅定的佛像跏趺坐于重楼下,楼上贴塑有飞鸟鸣禽〔图五:1、2〕。这件佛饰堆塑罐残件,因有佛像在重楼上安住,使得鸱尾的菩提树象征语义变得明确,形成佛在菩提树下证道的中国式楼观图像。襄阳相轮陶楼以菩提树叶作为鸱尾装饰同佛塔相轮结合在一起,对应构成了这件陶楼的明确指义。


〔图五:1〕 青瓷佛饰堆塑罐  

吴-西晋  江苏金坛县文管会藏

 


〔图五:2〕 青瓷佛饰堆塑罐 (残片) 线图 

孙丹婕绘

 

菩提叶鸱尾的陶楼在汉晋墓葬中曾出土过多件,不过在襄阳相轮陶楼出土之前,皆未将观察的线索与菩提树联系在一起,现在有了襄阳相轮陶楼的提示,应该可以将这类叶形鸱尾的高楼明器置于新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并据此可对江南地区堆塑佛像的魂瓶重楼作出相同的解释。


出土的东汉菩提叶鸱尾陶楼多见于河南及周边地区的东汉墓中,河南博物院陈列品中见有多件叶形鸱尾的陶楼。如1981年河南内乡出土的一件三层绿釉陶楼,通高67.5厘米,菩提叶鸱尾叶脉茎蒂分明,具有实木的样态〔图六:1〕。河南桐柏县出土的三层彩绘陶楼,通高83厘米,鸱尾叶形规正扁平,有着更明显的装饰趣味。毗邻河南的湖北襄阳、随州东汉墓也出土了相同的陶楼明器。1977年襄阳县伙牌公社东汉墓出土的一座单进院落绿釉陶楼,二层四阿顶,通高56厘米,树叶形鸱尾阔大,与蔡越墓相轮陶楼鸱尾相近。1990年随州市休干所1号东汉墓出土的单进院落黄褐釉陶楼,三层四阿顶,通高74厘米,鸱尾树叶形态较为写实〔图六:2〕。另在陕西潼关吊桥东汉墓也曾出土过一件相同鸱尾的高层陶楼。这些菩提叶形的鸱尾陶楼用作明器,基本是东汉后期的制品,这个时期正是佛教由宫廷流向民间的阶段,汉地的埋葬习俗不同程度地杂入了佛教因素。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原有随葬陶楼明器的做法,东汉后期佛教依附当地习俗,也给陶楼加入了新的造型因素。


〔图六:1〕 绿釉陶楼

东汉  河南省博物院藏

采自前揭张正明、邵学海编 《长江流域古美术陶器与雕塑》


〔图六:2〕 绿釉陶楼  

东汉  湖北省随州市博物馆藏

采自前揭随州市博物馆编 《随州出土文物精粹》


直接感受洛阳佛教风尚的江南地区,吴晋时期的墓葬明器中出现了堆塑佛像重楼的魂瓶,一些重楼鸱尾捏塑成菩提叶形,或是受到北方陶楼的影响。江苏金坛白塔乡金竹墩吴天玺元年(276)储侯墓出土的魂瓶(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藏),在罐口沿上堆塑六层重楼,鸱尾的形态即有对圆树叶的意味。前述金坛县文管会收藏的佛饰堆塑罐残件,罐顶三重楼阁鸱尾的菩提叶形,则是形态明确的菩提叶重楼标本。江苏、浙江等地吴晋墓出土的大量佛饰魂瓶,重楼鸱尾的形态虽有捏塑精粗形成的变化,但仍有不少保留了菩提叶形的意象〔图七〕。江南魂瓶菩提叶鸱尾重楼的实例证明,在江南地区佛饰魂瓶重楼的典型器上,“菩提树—重楼—佛像”的图像指义比中原陶楼表述得更为直观些。


〔图七〕 西晋  青瓷佛饰堆塑罐  

浙江湖州市博物馆藏

采自前揭贺云翱 《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


综合起来看,北方陶楼与江南魂瓶上出现的覆钵相轮塔刹、菩提叶鸱尾及佛像符合早期佛教传播的特点,属于“佛塔—菩提树—佛像”向印度、犍陀罗以外地区最初传播的系统图像,进入中国则托足于汉地黄老神仙信仰,依草附木,渗入当地的埋葬习俗中,在汉式陶楼上留下了烙印,襄阳相轮陶楼及江南佛像重楼魂瓶即是其显例。



二  装饰母题

襄阳相轮陶楼上的装饰图像,见有动物和人物两类。动物有虎熊之属而以熊为主,人物贴塑在门扉上,皆为肩生羽翼的形象(简报称作羽人)。细察这两类图像,熊虎仍是汉式面貌,而人物正面立身,双手于胸前合十,肩后生有双翼的形象,则不同于汉式持节侧身的羽人。人物、动物放在一起,也呈现出明显的仙、佛杂糅的特征〔图八〕。


〔图八〕 襄阳相轮陶楼门扉有翼天人


出现在相轮陶楼上的虎、熊,皆以捏塑的手法制作,分别担负基础承托及司守门户的功。如楼顶平头承托塑为二熊,相轮刹座堆塑一虎二熊,一楼屋顶平座支撑塑四熊,门楼廊柱以熊为柱础,门楼大窗下堆塑坐熊。同墓中还出土了一件蹲坐吐舌的熊兽(简报称镇墓兽)。按熊虎兽在古代文献中皆属阳物瑞兽,有辟邪、厌胜、住寿等功能。故民间常将熊虎等兽绘刻于门楼户牖,以为守护,以示长寿。这一观念在汉晋墓葬中或明器上普遍得以再现,襄阳陶楼专以熊为门柱、平座承托,窗前守护,墓室镇守。除辟邪厌胜之外,更突出的一项功能即是表达神仙住寿的寓意。如西晋葛洪《抱朴子》:“玉策记称:熊寿五百岁,五百岁则熊化。”《抱朴子》所谓熊能长生住寿的知识得自先秦,在庄子的时代,即传有“熊经鸟申”的延年驻形之术。《庄子·刻意篇》称: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所谓“熊经鸟申”是以模仿熊、鸟攀援伸展动作而形成的吐纳导引之术,汉代承接了这份遗产,《淮南鸿烈集解》有“熊经鸟伸,凫浴蝯躩,鸱视虎顾”之说,即是模拟鸟兽的姿势而行吹呴呼吸,吐故纳新。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导引图帛书也属这类的“阹榖食气”方。到东汉时民间即传有依鸟兽动作演变而成的养生术套路,华佗所传的“五禽戏”即其中的一种。《后汉书·华佗传》记华佗传五禽戏一节:

 

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錿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五禽戏由虎、鹿、熊、猨、鸟五种禽兽的动作演化而出,习此即可延年住寿,广陵吴普得华佗所传,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魏明帝曾就习其术。可见神仙导引术的盛行终汉而至三国仍不绝于书。


长寿神仙是汉人的梦想,人死将这一冀求带入墓葬,绘刻为图像,熊虎五禽这类可资长寿的动物即在这一观念的主使下,成为神仙住寿的凭籍和象征物。霍去病墓熊虎石刻是学术界早已熟知的题材,在两汉出土品及陶楼、陶仓上塑绘虎熊等五禽兽的明器现有多例可供参考。在佛教初传阶段,佛像作为西方的大神混迹于汉地神仙图像之中,在汉晋陶楼明器上佛像常与熊虎等兽相伴,表明佛陀神仙寿考的功能已被普遍接受认可,巴蜀佛像摇钱树和江南佛像魂瓶的大量实例已足以说明这一信仰风尚。



〔图九:1〕 青铜羽人雕塑  

西汉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九: 2〕 青瓷佛饰盘口壶持节羽人(局部)  

三国-晋  南京市博物馆藏

采自前揭贺云翱 《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

 

襄阳陶楼门扉上贴塑的有翼人物,比例头大身小,作童子身形,双手于胸前合十,肩后双翼如鸟翅展开,不是汉代羽人的样式。出土文物中所见的汉代羽人图像,以持节方士为原型,造型上虽有披发挽髻和尖耳贯顶的分别,但著羽衣持节是其常式〔图九:1、2〕。位于陶楼前廊右侧小门上的一身有翼人物,头发上梳起髻的形象,更清晰地表明与羽人的造型区别。这类图像来源,应与相轮塔刹联系起来考虑,于佛教传播的线索中去寻找答案。在东汉佛教传说中,佛陀是一位能飞行变化的西方神祇,佛经中也屡见关于天人伎乐的描述。在印度巴尔胡特塔的围栏浮雕上,今天仍能看到肩生双翼、合十礼塔的天人〔图十〕,图例中这组双手于胸前合十的有翼天人,足以作为印度原型与襄阳陶楼天人图像的比对。印度佛塔遗迹中现存有多例天人礼塔的雕刻,皆能佐证襄阳相轮陶楼与天人礼塔图像的联系。


〔图十〕 印度巴尔特塔浮雕  

公元前1世纪

印度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


肩生双翼的天人形象亦经古代丝绸之路东传进入中国。20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发现米兰佛寺的塔院遗址,在佛塔外廊墙壁上清理出有翼天人的壁画残片,中国的考古学家后来在米兰废寺也发现了同样的有翼天人壁画,人物正面,曲眉大眼,貌似少年童子,肩后鸟翼左右伸展,画法线面结合,题材与画法仍旧是印度-犍陀罗的图像特点〔图十一:1、2〕。有翼童子见于中国更早的遗例是西安十里铺发现的东汉翼童铜像,其大头裸身,肩生双翼、双手合十的造型则与襄阳陶楼有翼童子别无二致。孙机先生《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将这件有翼童子像与麻浩崖墓佛像、滕县六牙白象画像同列为来自西域的佛教文化交流的文物,已明确指出了有翼童子的来源和文化属性。另外,新疆有翼天人壁画绘于窣堵坡回廊的墙壁上,襄阳陶楼有翼天人贴塑在相轮陶楼门扉上,二者同属塔院建筑的装饰,不仅图像指意相同,而且共同提示了有翼童子同形连续的方式更多保留了印度-犍陀罗佛寺的装饰特点。



〔图十一:1〕 有翼天人壁画

新疆若羌米兰第3号佛寺遗址  

公元3世纪  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  

采自《中国寺观壁画全集1·早期寺院壁画》,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十一: 2〕 有翼天人壁画

新疆若羌米兰第3号佛遗址  

公元3世纪  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  

采自前揭《中国寺观壁画全集1·早期寺院壁画》


襄阳陶楼以相轮塔刹为其标识,在于提示这件陶楼不同于常见的汉式陶楼,将其功能指向佛教或杂糅佛教的宗教建筑应是可以认同的。门扉上贴塑的正面鸟翼童子不属于汉代的羽人样式,印度巴尔胡特佛塔栏楯有翼天人浮雕、西安十里铺有翼童子像,以及新疆米兰佛寺塔院有翼童子壁画进一步印证了相轮陶楼的佛塔性质。



三  中国的浮图祠与印度的窣堵坡

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可以获得襄阳相轮陶楼中-印杂糅的印象:其建筑的主体形制是汉式高楼外加印度式覆钵相轮塔刹,而装饰母题则是汉地熊虎神仙图像与印度有翼天人的混搭。这一杂糅的特征与东汉末笮融建浮图祠的记载相吻合,事见《三国志·吴志·刘繇传》:

 

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好佛道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按笮融所建的浮图祠,即是上设九重铜槃相轮,下有重楼阁道,并于楼内供有金铜像的高楼式建筑,其规模可容纳三千人。从文字记述的形制看,基本造型应与襄阳相轮陶楼接近。


在襄阳蔡越墓陶楼未出土之前,笮融起浮图祠的文字就曾引起过研究者的注意,孙机先生在《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之渊源》一文中曾援引笮融建浮图祠的文字,对汉式重楼结合印度式相轮塔刹的可能性提出过假说,并分析了汉代建筑脊顶立标式样的本土特征。襄阳相轮陶楼的出土则用实例说明,在佛教初传汉地时汉式重楼与印度式覆钵塔的结合不止是可能,而是真实的存在,由汉式重楼过渡到高层佛塔,浮图祠是其初期的标志。


在印度,建造佛塔在于纳藏尸骨和舍利。梵文Stupa,中文音译窣堵坡,又称塔,义为坟墓。在窣堵坡内埋藏死者的遗骨,吠陀时代已见使用。入藏圣者遗骨的窣堵坡同时也是生人礼拜的对象,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等都有起塔供养的做法。在佛像还未创制之前,装藏佛陀舍利的佛塔是佛教徒的主要礼敬对象。印度阿育王推行佛法,造八万四千佛塔,使得供养佛塔舍利之风广为流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九记其事:

 

时波咤离邑无忧王便开七塔,取其舍利,于瞻部洲广兴灵塔八万四千,周遍供养。由塔威德,庄严世间。

 

经文中的无忧王即阿育王的别译,他所造之佛塔即是装藏佛舍利的灵塔,省称舍利塔。

塔的样式据说在释迦牟尼传法的年代就有定制,是下有方形塔基,上起覆钵圆丘相轮的样式,大众部《摩诃僧祗律》转述佛说造迦叶佛的塔样:

 

尔时世尊,自起迦叶佛塔,下基四方,周匝栏揗,圆起二重,方牙四出,上施槃盖,上表轮相。佛言:作塔法应如是。

 

佛所说的迦叶佛塔是塔基为四方形,在每边出沿,有的还设附阶,塔基上起覆钵圆丘(圆起二重),丘顶置相轮盘和伞盖,塔周设有栏揗的形制。按《五分律》,迦叶塔原由诸比丘用泥依准建造,是阎浮提地最初建造的佛塔,塔址在拘萨罗国,法显和玄奘西行求法都曾游历其地。《大唐西域记》卷六略记其事:

 

大城西北六十余里有故城,是贤劫中人寿二万岁时迦叶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坡,成正觉已初见父处。城北有窣堵坡,有迦叶波佛全身舍利,并无忧王所建也。

 

依准佛说造塔法而建的佛舍利塔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现存早期“圆起二重”的覆钵塔有印度的桑奇大塔(1号塔内核)、巴基斯坦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大塔和斯瓦特的布卡拉塔,大约都是阿育王时或孔雀王朝后期的遗存。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以佛教为国教,佛寺建筑以佛塔为中心。塔的建造一律依佛陀塔法:皆是下基四方,上起覆钵丘,顶安相轮。在贵霜帝国的都城布路沙布逻(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考古清理出了迦腻色迦大塔,并从塔心掘获迦腻色迦王铭的舍利盒〔图十二〕。迦腻色迦大塔方形塔基台阶四出、中藏舍利的做法,确定了犍陀罗及中亚地区覆钵塔的基本规制。塔克西拉摩拉摩拉杜山寺覆钵塔和罗里延唐盖出土的供养塔保存相对完好,可供欣赏犍陀罗覆钵塔的整体面貌。



图十二〕 覆钵石塔  

公元2-3世纪  罗里延唐盖出土

采自前揭晁华山 《佛陀之光——印度中亚佛教胜迹》

 


〔图十三〕 热瓦克覆钵塔遗址  

公元3-10世纪  新疆洛浦县亚吉乡

采自贾应逸、祁小山 《佛教东传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

 

建造佛塔与埋藏舍利是佛教始兴的基本内容,二者的密切程度初见阿育王八万四千塔,再见迦腻色迦王大塔的功德,礼塔、礼舍利、礼佛被认为是三而一、一而三的行为,大概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这就成为传法僧人全力推行的信念,汉文典籍中多见其例。如迦湿弥罗比丘毗卢旃向于阗王传法,就直言: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到五世纪初时,法显在于阗所见到的已是“家家皆起小塔”的空前盛况。位于今洛浦县热瓦克大塔还保留了覆盆塔的痕迹〔图十三〕。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龟兹国“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是其兴盛时的状况。龟兹历史上的雀离大寺,遗址即今库车城北的苏巴什,是一处夹河而建,以覆钵塔为中心,周以寺宇和洞窟的塔庙建筑群〔图十四:1、2〕。西塔遗址内还曾出土绘饰精美的舍利盒,可见中国西域的佛寺塔院与供奉舍利的方式一如印度和犍陀罗。覆钵塔东传的遗例,在吐鲁番、敦煌、酒泉等地都有发现,一些被称作北凉石塔的小型覆钵塔即属于北凉时期民间的供奉塔。


 

〔图十四:1〕 苏巴什东塔遗址  

公元3世纪  新疆库车县

采自前揭贾应逸、祁小山 《佛教东传中国》

 

〔图十四:2〕 苏巴什西塔遗址  

公元4-10世纪  新疆库车县

采自前揭贾应逸、祁小山 《佛教东传中国》

 

汉地建塔要早到东汉东明帝时期。史载东汉明帝永平求法,请来摄摩腾、竺法兰二僧和《四十二章经》,于是在洛阳建造寺塔,《四十二章经序》称“登起立塔寺”。由此可见建塔之于传法的迫切程度。洛阳最初为传法所建的塔虽已无迹可寻,但传法必先建塔寺的做法的确是被传承下来。如三国时康居沙门康僧会于东吴赤乌十年(247)由交趾届建业(南京),吴主孙权为之立塔建寺”并以“浮图里”称名塔寺所在的里巷。是知当初传播佛教,建塔皆被放在首位。


奉安佛陀舍利的窣堵坡在汉代又译作“浮图”,或浮图(屠)祠。如汉明帝回复楚王刘英诏“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东汉洛阳城中,建有专供西域人居住参拜的“官浮图精舍,周闾百间。所谓“官浮图精舍”,系指朝廷建造设有佛塔的僧人处所,造塔的样式已在参照印度塔法的基础上加以了改造,如《魏书·释老志》云:


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即塔),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


《释老志》所称之“浮图”为重构的塔,高者可多至九级,故重构的塔又可以理解为重楼,或如旅大汉墓中出土的“高楼”,其目的务在高耸。汉代已有不同功能的楼,其中有一种即是用于招来神人的楼观。《史记·封禅书》曾专文记述依齐人方士公孙卿“仙人好楼居”的说法,其建高台楼馆、置祠具“将招来神人之属”的做法。东汉建造重楼式浮图,仍是不离汉武帝建高楼以致神的背景,所以,重构的佛塔既需满足“仙人好楼居”的要求,也得遵循印度窣堵坡的“旧式”,以此为信向之表征。因此汉式楼观与印度塔观就在汉代黄老佛陀共祀的背景下携手合作,形成了中国“浮图祠”重楼阁道的面貌。洛阳是这一风气的先行地区,前文所援引河南等北方地区带有佛教因素的陶楼明器就是这一时风下的产物。


汉代浮图祠先在宫廷及社会上流中施行,尔后流向民间。东汉初,汉明帝异母弟楚王刘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为此特下诏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东汉后期,汉桓帝在宫中奉佛,“修华盖之饰”,延熹九年(166)襄楷上桓帝书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云云。受宫廷浮图祭祀的影响,民间信佛之风在东汉末年开始转盛,甚至在被染佛教的地区还出现了用“浮图里”称名的街道,如东吴孙权为康僧会建塔寺的街巷为“浮图里”,敦煌悬泉汉简中的“浮图里”等皆是因其地建有佛塔而得名。历史上有名的还有“襄乡浮图”,按郦道元《水经注》“汳水”条,在洛阳以东汴水之北有襄乡浮图,汉末熹平(172-178)中立,并有碑记其事。襄乡约当今河南商丘,汉代为梁王的封邑,有汴水与洛阳相通,是东距洛阳最近的佛教传播地。曹魏时《放光经》就曾送往这里的苍垣城,其地建有水南、水北二寺。按《续述征记》的说法,襄乡浮图因汉熹平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隧前还有狮子天鹿,累砖作百达柱八所。是知襄乡浮图的建造原是接受了来自印度佛教的埋葬方式的一处古迹。前述丹阳人笮融的浮图祠是当时民间影响最大的一处,而襄阳相轮陶楼则是感受这一影响的浮图祠明器。


浮图祠在汉末三国时期的民间曾被视为神仙道教,民神淫祀的一种,佛教混迹于地方神祠之中,僧人被称为道人,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如此,江南地区同样感应到这一时风。史书记载,在江南吴王孙休时,曾发生过一起毁浮图祠斩道人的事件,见《三国志》卷六十四“孙綝传”:


(孙綝)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


从这次孙綝毁浮屠祠斩道人的事件中可以得知佛教在江南民间传播的一般状况。民间建浮图祠,目的仍在生能祈祥,死后升仙,这一生死观在汉代已深入人心,于是地上建浮图祠以资长寿,地下藏明器以助升仙。孙綝所毁者是地上之祠,江南地区墓葬出土的魂瓶重楼则是地下之祠,数量之多更能见江南浮图祠风气之盛。


魂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墓葬中常见的大型陶瓷明器,器物造型由汉代的三连罐或五连罐演变而来,通常用来盛放骨灰,又称骨灰罐。到吴晋之际,魂瓶逐渐定型,一般在罐口和罐腹上堆塑或贴塑各类山神海灵,楼馆仙禽,以象征魂魄飞升的神仙世界。考古出土的佛饰魂瓶在造型上可粗分为两类,一类是堆塑佛像和胡人伎乐的楼阁形制,另一类是仿照印度窣堵坡的塔式罐。这两类魂瓶在江南墓葬中都有遗例,对应了楼阁式浮图祠与窣堵坡式覆钵塔进入中国的历史实情。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晋墓中,曾先后发现多例贴塑佛像的楼阁式魂瓶,佛像最初与其他神异形象错杂相间。大约在吴末晋初,佛像堆塑在罐口楼阁上的实例增多,所据位置更为显赫,偶像的特点似乎也越来越明显。佛像所居的楼阁多是重楼阁道,少则二三级,多则五到七级,规制近于洛阳的官浮图。南京赵士岗出土吴凤凰二年(273)的魂瓶,罐口重楼三级,罐盖平头。佛像模制贴塑,作高肉髻,有头项光,著通肩衣,结禅定印,是纪年佛像的魂瓶中年代最早的一件。江宁上坊吴天册元年(275)青瓷罐,罐口堆塑楼阁三重,佛像置于楼门中间,门外各有胡人奏乐。顶层设平座栏楯,堆塑佛像群鸟,佛像已得尊显的地位。江苏金坛出土的魂瓶,楼高七级,层层累叠,更显出场面的庄严。同类的魂瓶在南京博物院收藏有多件,在浙江、安徽、湖北等地也都有出土〔图十五:1-3〕。


〔图十五:1〕 南京赵士岗出土魂瓶

吴凤凰二年 (273)  南京博物院藏

采自前揭贺云翱 《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

 

〔图十五:2〕 江宁上坊出土魂罐

吴天册元年 (275)  南京市博物馆藏

采自前揭贺云翱 《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

 

〔图十五:3〕 江苏金坛县储侯墓出土魂瓶

吴天玺元年 (276)  江苏镇江市博物馆藏

采自前揭贺云翱 《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

 


覆钵塔式的佛饰罐以湖北荆州博物馆的2件藏品为代表,罐体圆柱形,周匝出沿贴塑佛像人物,罐顶为覆钵形,较多保留了印度窣堵坡 “周匝栏揗,圆起二重”的形制,是覆钵塔式罐的典型器。


江南吴晋墓葬出土的楼阁式佛饰罐和覆钵塔式佛饰罐真实呈现了佛教舍利安奉之法与汉地死后升仙观念的结合,在造型及制作方式上带有江南地区的埋葬特点,在功能性质上则与襄阳陶楼一致,同样体现了佛教初传时期浮图祠的一般面貌。


综上所述,汉晋时期出土的浮图祠文物有重楼式和覆钵式两种,在结合汉地重楼形制与印度窣堵坡样式的过程中,虽有南北地域的不同做法,但在功能性质上则共同体现了佛教初传期浮图祠的一般面貌。以襄阳相轮陶楼为代表的重楼式浮图祠文物,呈现出“重楼阁道”、及“覆钵相轮”等汉-印杂糅的特征,以建筑形制论,或可以认为,重楼式浮图祠是中国楼阁式佛塔的源头。



余  论

襄阳相轮陶楼拟形于浮图祠,荆州覆钵塔式罐拟形于窣堵坡,皆是印度佛塔在中国形成的变化,作为明器进入墓葬,说明印度窣堵坡瘞埋的功能与奉塔的做法在汉末三国之际已被接纳并与汉地的埋葬习俗合流,流风所及甚至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墓室建造。按考古部门公布的资料,在长江中下游的鄂州和南京等地,曾先后清理出多座塔柱形砖室墓,年代约在东晋至南朝前期。通常是在墓壁按三顺一丁或三横一顺的砌法,分段收分垒砌出塔的形制,三、五级不等,有的还在最上层用特制花纹砖垒砌,用以表示塔刹〔图十六〕。南京胡村砖墓、尧化门南朝墓、象山10号砖墓,鄂州泽林墓、郭家细湾8号墓和11号墓内的塔形,都能看到墓内造塔的明显意图。郭家细湾8号墓和11号墓在两侧壁和后壁很规律地垒砌出五座塔形砖柱,是一墓多塔的例子。这批塔形砖墓清理出来后,曾有研究者注意到墓葬中的佛教因素,现在襄阳相轮陶楼的出土,不仅可以坐实这个判断,而且能将长江中下游汉晋墓出土的重楼式佛饰罐和覆钵塔式罐明器连接起来,找到塔柱形砖墓的来源和建造墓塔的动机。由墓中放置浮图祠明器到墓壁建造塔柱,在功能上一脉相承,在时间上前后相继,踪迹则消退在南朝刘宋以后。也许以此为节点,汉地信众将礼佛和奉塔的热情转向了地上佛寺塔院和石窟的建造,汉地佛教与本土葬俗二水分流,开始了自强盛大的艺术旅程。



〔图十六〕 湖北鄂州郭家细湾塔柱砖墓M11平、剖面图  

采自前揭简报 《湖北鄂州郭家细湾六朝墓》

 


附记:原文为提交新加坡“2011东南亚丝绸之路考古与美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本次发表有较大修改。感谢扬之水先生为本文的修改提供的宝贵意见和珍贵照片。对湖北省博物馆万全文馆长、襄阳市考古所刘江生先生给予的大力支持,以及郑怡楠、孙丹婕所给予的帮助,深表谢忱!

 

[作者单位: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编者按:原文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4期,总第162期,责任编辑:杨丽丽。由于版面限制,原文注释部分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图文编辑:秦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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