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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之源---河南文物珍宝展(多图)

纽约汉服社2018-12-05 16:13:58

按:不多说,推荐收藏此贴。此贴转自河南博物馆官网,其历史观依然是教科书式的,自行甄别可也。

前 言

河南形胜,处天下之中,史称中原。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河南成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并在历史发展中浓笔挥洒。悠久的历史孕育出古老的文明,灿烂的文化诉说着人间的奇迹。蔚为大观的河南文物,是华夏民族优秀文化的物质载体,更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2010年至2011年,由河南省文物局等主办的“华夏文明之源—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日本东京、九州、奈良的三大国立博物馆巡回展出。该展围绕华夏文明之源这一主旨,**河南文物精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阐释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引起日本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

文化遗产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桥梁和纽带。值此2012年“中国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华夏文明之源—河南文物珍宝展”重返中原大地,以其无穷的魅力展示于公众,回馈长期以来关心、保护文化遗产的广大民众。该展览汇集河南省18家文物单位收藏的出土文物精品160余件,时代从夏一直延续至北宋,分“帝国形成”、“匠作技艺”、“宗教与艺术”三部分,多方位再现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彰显我们祖先在中原这块大地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第一单元 典章初成——早期国家的产生

启建立第一个早期国家——夏,而其父禹实已肇其端。大禹出于各部落联合治水的需要,在调配部落联盟间的人力与资源过程中,逐渐培养出一种凌驾于各部落之上的公共权力,同时私有财产的产生造就了阶级的分化,这种公共权力的产生极适于保护阶级分化与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国家适时而生。自此,选贤与能的时代过去,而家天下的时代到来。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夏代
高16.5、宽11厘米
1984年偃师二里头Ⅵ区11号墓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牌饰表现的动物纹样与后世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大体相近。二里头遗址中所发现的镶嵌绿松石牌饰并不多,大都在墓主人的胸部位置,推测应是缝缀在胸部的饰件,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

带翼铜铃:

夏代
高9 厘米
1975 年偃师二里头Ⅴ区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夏、商、周三代文化之所以被称为礼乐文化,因祭祀以乐、朝会以乐、歌诗以乐、宴飨以乐。音声不正则斥以为淫声,甚至上升到亡国之音的高度。是以知“乐”实为三代礼制重要内容之一。铜铃形制简单质朴,带有早期青铜器特点,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舌青铜乐器。其合瓦形铃体继承了中原地区古乐器陶铃的椭圆体,作为中国合瓦形铜钟形制的先源,它奠定了商周青铜乐器造型的基础,在中国音乐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黑陶盉:

夏代
高32、口径5.6、底径12.8厘米
1990年伊川县南寨遗址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白陶盉:

夏代
高28、口径7.6×4.3厘米
1990年伊川县南寨遗址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盉为水器,宴饮时盛玄酒即水以调和酒的浓淡。商代及西周时期,盉又多与盘同出,因而盉亦是沃盥用具。

彩绘陶瓮

夏代
高57、最大径42厘米
2003年巩义市花嘴地遗址出土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彩绘陶是在陶器烧制完成之后再施彩,施彩之前先对陶器表面进行磨光以增强矿物颜料的附着力。彩绘陶一般多见于墓葬以及祭祀场合。该陶瓮主体纹样展开近于兽面或神面,应该是用于祭祀。

七孔玉刀

夏代
长65、宽9.5厘米
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新石器时代已多见有孔石刀,为收割工具。但二里头遗址所发现大型多孔玉刀,应该已脱离实用工具的范畴,而成为礼器。

第二单元 制礼作乐——早期国家的发展

夏人始建的国家形态,经过商代与西周时期的发展,越趋完善。尤其是周人立国后,周公制礼作乐,使各种礼制规范化。周王以宗法为纽带,统合同姓诸侯,又以婚姻为纽带连结异姓盟国,分封诸侯以开疆扩土。以五等爵制规定了王公大臣及各诸侯国君的地位等差,又以五服制规定了各诸侯国所担负的义务。周王可征发诸侯国的兵力以讨不享。可以说,早期国家形态至于西周时期已臻完备。

饕餮乳钉纹铜方鼎:

商代
高83、口径51.5×51.2厘米
1996年郑州市南顺城街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鼎用于祭祀时炊煮、荐升牺牲和宴飨时烹煮、盛放肉食。传说大禹治水,收九牧之金以铸九鼎,象征九州,因此鼎也成为了国家权力的代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立国重器。后来把觊觎王权、图霸华夏称为“问鼎中原”。该方鼎出于郑州商城窖藏坑中,形体厚重,纹饰神秘庄重,也似乎只有王都的宗庙重器中才能拥有此类器。

兽面纹铜斝

商代
高28.5、口径17.2厘米
1954年郑州市白家庄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斝为酒器,用于受热温酒,形同于爵而无流尾。斝、爵类酒器口沿处一般都有双柱,有专家认为其与滤酒有关。先秦时期的酒多为醪酒,非蒸馏酒,较为粘稠浑浊,祭祀时需以苞茅缩酒,滤去酒渣,宴饮时则以柱系纱过滤酒液。又有认为其用于保持饮酒仪态,或者温酒时方便提拉,皆不如滤酒说可信。

铜钺:

商代
长17、刃宽15厘米
1954年郑州市人民公园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钺之形源于斧,从劳作工具而发展为刑杀武器,随之成为权力的象征,《国语·鲁语》:“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钺为复合型兵器,安装木质长柄,常为随侍王侧的仪仗武器,《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克商后,入纣宫时“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学者考证,“王”字本义即为斧钺之形。


铜内玉戈:

商代
长32、宽6.5厘米
1974年新郑市新村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戈为较早出现的青铜兵器,二里头遗址中就有发现,一直沿用至西汉初期。戈为复合型武器,一般固定在木柄之上。一套完整的戈应包括戈头、柲、冒、鐏四部分。


玉璋:

商代
长39.2、宽10.2厘米
1981年新郑市采集
河南博物院藏

璋为六器之一, 《周礼· 春官·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此类两侧有扉牙的玉璋,清人名之为牙璋,最早于龙山文化时期出现,历二里头文化,至商周时期尚沿用不绝。


“妇好”方斝:

商代
高67.6、口径25.6×23.2厘米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青铜器铸造发展至商代晚期而为一高峰,西周早期铜器铸造之精美,多承殷商余绪。从此件方斝造型与纹饰或可略窥商代铜器铸造水平之一斑。以铸造工艺而言,方形器较之圆形器用范为多,浇铸更复杂。以考古发掘实际而言,方形器一般皆出于高等级贵族墓葬。


提梁卣:

商代
高29.8、腹径18 ~ 23厘米
1980年罗山县蟒张乡息国墓地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卣为盛酒器,祭祀时盛放和以香草所酿美酒,文献所说“秬鬯一卣”即此之谓。“息”国为商王朝偏南方国之一,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交汇之地。武王克商,改封姬姓于此立国。该卣出自河南罗山商代息国的贵族墓地中,从其造型和纹饰看,都具有明显的殷商文化特征。


扁足铜鼎:

西周
高23.2、口径17.4厘米
1998年鹿邑县长子口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是西周初年一座大型墓葬。墓主长子口为商末贵族,周初归顺被册封为长国之君,其墓葬形制之宏大、随葬礼乐器等级之高为同时期墓葬之冠。墓葬出土的精美铜器、玉器保留了浓厚的商代遗风。


铜圆鼎:

西周
通高50.8、口径38厘米
1998年鹿邑县长子口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鼎为饪食器,有实牲祭祀及宴飨之用途。祭祀前一般以镬炊煮牛、羊、豕等牺牲,待熟后取置鼎中,进于宗庙。祭祀时用匕取肉置于俎上。天子在祭祀完毕后,还要把献祭过的肉赐给公卿诸侯及宗室,称为赐胙。


铜铙:

西周
最大:高23.7、口径18.5×13.3厘米;
最小:高15.6、口径11.7×8.2厘米
1998年鹿邑县长子口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铙为后世甬钟及编钟之源头,商代墓葬所发现铜铙多为三件一组,通常每件铙可发一至两个音,因此三件成组的铙可视为五声音阶乐器。


铜刀:

西周
长23.6、宽6.2厘米
1998年鹿邑县长子口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簋:

西周
高10.3、口径13.4厘米
1998年鹿邑县长子口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簋为饪食器,用以盛放熟的稻粱黍稷。此玉簋造型及纹饰完全仿自青铜簋而来。属于仿青铜礼器的玉礼器,因此规格当较高。


“父乙”铜角:

西周
通高28、口径20.3×12.2厘米
1986年信阳市浉河港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角为温酒器,流行时间较短,仅见于商周之际,与爵相似而有尾无流,一定程度上可替代爵使用。


“梁姬”铜罐:

西周
高11.5、口径8.1、宽10.1厘米
1990年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12号墓出土
虢国博物馆藏

虢国始封君虢仲为周文王弟,文献所称“西虢”即此。春秋初年,周平王东迁,虢国君主为王卿士,与郑国君主一起辅佐周王。西虢在进入春秋之后不久(公元前655年)为晋国所灭。三门峡虢国墓地是西周至春秋时期虢国的公族墓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发掘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数百座。其中西周晚期的虢国君主虢季(M2001)及其夫人梁姬(M2012)墓出土大量精美文物,为研究当时的名物制度以及礼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玉覆面:

西周
最大长10.7厘米
1990年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01号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玉覆面,又称“幎目”,是在死者面部覆盖的缀有玉石片的绢帛面幕,为古代贵族墓葬中常见的葬玉。古人认为玉可以封存精魄、能使尸体不朽,故人死多以玉殓葬,以玉覆面为主体,涵盖玉琀、玉握、九窍塞在内的整套殓玉,开汉代盛行的金缕玉衣之滥觞。


第三单元 列国争雄——早期国家的崩坏

东周是一个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时期。经过西周末年犬戎攻周的浩劫,王室日益衰微而诸侯国日渐强大,周王室所建立的统治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不仅周王室如此,各国国君的权力也不断下移至公卿手中。旧有的秩序不会一夕崩塌,而新的秩序也无法短时期建立。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开始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止,其间500余年的时间里其实就是一个旧秩序死亡和新秩序诞生的过程。

蟠螭纹铜鼎:

春秋
高45.5 ~ 55.3、口径45.8 ~ 52.8厘米
1997年新郑市郑国祭祀遗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窃曲纹铜簋:

春秋
高21.5 ~ 23.6、口径19 ~ 21.5厘米
1997年新郑市郑国祭祀遗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周代对鼎、簋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范。文献记载,实牲祭祀或宴飨时,周王所用为九鼎八簋,诸侯为七鼎六簋,卿大夫为五鼎四簋,士为三鼎二簋,若使用高于规定等级用鼎数,则称为“僭越”。对照考古发现,西周时期尚能严格遵守这一规范,春秋以后,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甚或九鼎的情况时有发生。郑国在春秋初年国势强盛,有过一段“郑庄小霸”时期,并曾与王室作战,射伤过周桓王。


蟠龙纹铜方壶:
春秋
高63.7、长32.7、宽25.4 厘米高66、长32.8、宽24.7厘米
1997年新郑市郑国祭祀遗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黄夫人”铜壶:

春秋
高31.6、腹径23.8×18.5厘米
1983年光山县宝相寺孟姬墓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黄国为周代嬴姓小国,故城在河南省潢川县西北6公里的隆古。春秋时期,黄国常与随国一起抵御楚国势力的北侵。《春秋公羊传》载鲁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黄国为楚所灭。光山县黄君孟夫妇墓为春秋早期黄国君主黄君孟及夫人孟姬合葬墓,墓葬中出土大量精美玉器、青铜器,以及彩绘漆棺和丝织品。可略窥春秋时期淮汉流域国家的丧葬礼俗与文化面貌。


“甫哀伯”铜匜:

春秋
高19.9、长37、宽17厘米
1979年信阳市杨河乡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作器者为“甫伯享”。“甫”即“吕”,为姜姓国家,相传为佐尧、舜之四岳后裔,姬、姜二姓为文献记载最早、最著名的通婚部族,可上溯至炎黄时期。申、吕为周王室分封在江汉流域的姻亲诸侯国,屏藩王室南土,以阻荆楚、巴、濮诸蛮夷势力北上。“伯”为西周时期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之一,“享”为吕国国君之名。


“番君”铜盘:

春秋
高14.8、口径34.9×34.7厘米
1978年潢川县刘寨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古人进餐用手不用箸(筷子),手宜洁净,故进餐前后都要沃盥。周代有沃盥之礼,《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盘(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奉水”即以匜盛水,因此,春秋时期匜与盘为成组使用的沃盥用器。


编钟

春秋
甬钟:高26 ~ 55.6厘米;
镈钟:高48.1 ~ 57厘米
2002年叶县旧县乡4号墓出土
叶县文物局藏

钟为古代祭祀、宴飨之主要乐器,所谓“钟鸣鼎食”。编钟之制,春秋为盛,少者十余件成组,曾侯乙墓所出者最为煌煌巨制,达64件之多。编钟之演奏,分旋律与和声两部,有分两层悬挂者,小钟在上而大钟在下,小钟体小音清越为旋律之用,大钟体沉声雄浑以击节和声。


束腰平底鼎

春秋
高59.3、口径57.9厘米
2002年叶县旧县乡4号墓出土
叶县文物局

许为江淮间的姜姓小诸侯国,同齐、吕、申一样为四岳苗裔。故城在许昌,后又迁于叶县和城父(今安徽境内)。约在公元前504年为郑所灭,后因楚国势力复国。许自许昌迁于叶实已说明其成为楚国附庸,最后也因为依恃楚国势力不修缮与中原各国关系而在战国初年为魏国所灭。叶县旧县乡4号墓为许灵公墓,该墓所出这件鼎为三件升鼎中的一件,所谓升鼎就是形制一样、大小相次的列鼎。该鼎是典型的楚式青铜鼎,说明了许国作为附庸小国受到楚国制器风格的强烈影响。


六戈戟

春秋
长23.3、宽22.3厘米
2002年叶县旧县乡4号墓出土
叶县文物局

戟为戈、矛合体武器,该戟内部作銎口,两旁各伸出三枚戈身,戈身平直如剑形,中部起凸脊,无胡。管銎表面饰精美蜷体蛇纹。此戟戈身形制与春秋时期实战用戈长胡带穿的形制已有较大区别。


第四单元 秦汉一统——大帝国的形成

秦代国祚虽短,却奠定其后两千余年中央集权王朝的大体政治面貌。一改之前的分封制国家而为郡县制国家,与之相应,贵族政治一变而为官僚政治。继秦而起的汉帝国,完善了中央集权王朝的官僚体制,并且北击匈奴,南并百越,西通西域,设郡辽东。成为当时与西罗马并立的世界性大帝国。

金缕玉衣


西汉
长180、宽125厘米
1986 年永城市芒砀山僖山1号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

古人尚玉,以玉殓葬的传统由来已久,至汉代为鼎盛,皆源于对玉的痴迷。时方术思想流行,既以玉为仙人之食物,又以为可保尸身不腐,因此王公勋贵争相制作。玉衣依据等级不同,有金缕、银缕、铜缕、丝缕之分。大体言之,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列侯以下用银缕玉衣;而王妃与长公主则为丝缕或铜缕玉衣


玉璧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直径14.5、孔径3.2厘米
1995年永城市芒砀山僖山2号墓出土
永城市博物馆藏


盖弓帽:

西汉
长9.2、管径1.8、端面径2.9
1991年永城市芒砀山保安山2号墓1号坑出土
永城市
博物馆藏


车战是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以前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兵车的多寡往往成为衡量一国军事力量的标准,因此古籍有所谓“千乘之国”,以表明军事力量强大。马车为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因此,王侯的墓葬中往往殉有车马坑,等而下之的则是把整套车马器拆装殉葬,再次之的则是随葬车軎、车辖、马镳、马衔以代表一套车马。


鎏金铜牌饰

西汉
长10、宽4.5厘米
1991年永城市芒砀山保安山
2号墓1号坑出土
永城市博物馆藏

此类青铜牌饰推测是饰于车舆板上或组合镶嵌于车窗上。内容题材多以历史故事、神怪传说等为主。这一件所表现当为伏生授经故事。伏生名胜,为秦博士,秦焚书时,匿《尚书》于夹壁。汉初废“挟书律”,伏生出所藏书,存二十九卷,时伏生年逾九十,文帝乃命晁错就学于伏生。西汉以来今文尚书一脉实由伏生所传。西汉初年统治者提倡以黄老之术治国,百家之说并行。文景以来,设《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博士,尊崇儒术之格局已渐趋形成。至
武帝时,今文经学大儒董仲舒借最高统治者力量使儒学处于独尊地位,亦使中国历史继秦完成政治大一统而于此时完成思想上之大一统。


马蹄金:

西汉
长6、宽5、高3.1厘米
1978年襄城县洛乡北宋庄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我国历史上主流的金属货币为铜货币,但在战国晚期以来,也出现了金货币,如郢爰、金饼、马蹄金等。西汉时期所沿用金货币多为金饼、马蹄金与麟趾金。金饼重量相差较大,小者约有15克,大者达300多克。而马蹄金与麟趾金的重量普遍为250克左右,约合汉制1斤。


釉陶仓:

汉代
高23.1、腹径15.2厘米
2003年济源市桐花沟51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历了战国、秦汉以来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以后,民众所最关心的是温饱问题。汉代明器陶楼、陶院落中既有仓楼的布局,又有单独陶仓一类,可见时人对于粮食储备的重视。


灰陶院落:

西汉
通高73、长82、宽80厘米
1981年郑州市乾元街出土
河南博物院

两汉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量自由编户民不得不依附于世家大族及豪强地主,形成发达的庄园经济。庄园不仅有自己的坞堡、院落、苑囿、仓廪,并且有着自己的独立武装,谓之部曲。实际上庄园就是多种生产与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体,成为东汉末年各割据势力得以骤兴的经济基础。


第二部分 匠作技艺

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知(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周礼·冬官·考工记》

统治阶级在物质追求上的穷奢极欲可谓是匠作技艺不断提高的直接诱因。而从物质技艺发展历史本身来看,又存在两大有利因素。一是早期的工商食官制度直到后来独立手工制作的兴起,匠人大多祖辈从事同一职业,技艺也是世代相传,从而奠定匠师制作熟练程度这样一种先天优势;二是文人士大夫在制器过程中直接参与或者给予匠师以指导性意见,使制器在审美意趣上受到智士阶层意识的左右,并使这种单纯的生产活动转化成对美的追求,甚至产生出一种器以载道的功能。


第一单元 穷工极巧——饮食生活器具

饮食器具与人们生活关系最为密切,也最容易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从材质而论,最早以陶器为主,继之以青铜器、漆器,伴有少量玉器和琉璃器。有唐一代贵族喜用金银器,流风或及五代,然自宋代以降,瓷器在日用器具中渐居主流,皆因唐宋以来烧瓷技术日渐成熟。瓷器以其秀雅多姿的造型结合类似玉器的光泽而为上层贵族所激赏。尤以两宋五大名窑为首,其中在河南境内的就有钧窑汝窑官窑。宋代名窑瓷器以其典雅的造型、纯正匀净的釉色成为后世极力追摹却无法企及的一个制瓷顶峰。

簋形觥:

西周
长31.8、宽20、高24厘米
1998年鹿邑县长子口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该器造型奇特,整器装饰手法纯熟灵巧。圆雕、高浮雕和浅浮雕相结合,明快疏朗,尤以器盖龙造型最为生动。龙的形象本源于蛇,蛇为最早的氏族图腾之一,其后氏族、部落联合与兼并愈演愈烈,其他氏族图腾特征不断添加至蛇身,变成有角、有爪、披鳞甲的形象。


鸱鸮卣:

商代
长19.1、宽18.5、高22.1厘米
1980年罗山县蟒张乡息国墓地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整器作两鸱鸮相背之圆雕造型,以鸱鸮双身作卣身,合鸱鸮四足爪以为卣足,盖面则为鸱鸮首平面展开。造型上突破传统,足见巧思。而商代多见仿生器类如兕觥、象尊之类,则更见商代青铜制造工艺之高超水准。


“父丁”提梁卣

西周
通高26.1、口径11.1×9.5、宽27.5厘米
1999年郑州市洼刘遗址出土
郑州</a>博物馆藏

通体饰纹,圆雕造型结合浅浮雕纹饰,使整器散发出华贵气息。尤其卣腹所饰两对高冠卷尾大凤鸟,为西周早期典型纹饰。《国语·周语上》:“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商代虽也有凤鸟纹,却绝无西周初期凤鸟雍容之态、华丽之姿。


嵌红铜龙纹方豆:

春秋
高30.5、口径17×17.3厘米
1978年固始县侯古堆1号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

器表通身以红铜嵌错龙纹,为细工装饰,气韵鲜活明朗。嵌错工艺是一门独特的工艺,有错金、错银与错红铜之分。首先在铜器表面铸出纹样沟槽,然后在沟槽内嵌入捶打成片状或长条形的质地稍软的金属如金、银、红铜等,并经打磨,使之与器表平,从而形成青铜与金、银或红铜交相辉映的效果。这种工艺始于春秋晚期,战国至秦汉时期十分盛行。


铜器皿:

战国
圆盒高20、口径18.4厘米
2002年信阳市长台关7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包括铜圆盒、桃形铜匜、圆盘、耳杯等,器壁较薄,相同器类大小相次,叠摞后层层贴合。出土时耳杯、圆盘、铜匜叠摞倒扣于圆盒之内。迄今所见汉代成组铜器,有叠摞后层层贴合几乎不留空隙者,可见战国末年以来青铜器制作的批量化生产能力与设计的精密化。


漆案:

战国
长126、宽58.5、高12.5厘米
2002年信阳长台关7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漆器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发现,但直至春秋战国时才形成第一次兴盛期。战国时期漆器使用以南方楚国最发达,且髹漆工艺最为精湛。漆器胎骨有木、竹、皮、藤、夹纻之分,工艺又分描漆、描金银、金箔贴花、错金及针刻诸种。许多漆器虽历数千年而色彩依旧鲜艳如初,据研究,当是以桐油配制成油彩绘饰图案所致。


琉璃杯:

汉代
高7.5、口径10.7厘米
南阳市南阳大学25号墓出土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琉璃即玻璃,在古代属于极为昂贵的人工合成材料。琉璃原产地为西亚两河流域春秋时期经西域传入中国,战国中期以后,中国开始制造自己的琉璃制品,与西亚钠钙玻璃系统不同,中国中原地区玻璃为铅钡玻璃。该琉璃杯为圜底,器形不类中原,反而与广西地区出土琉璃杯极为相似,并且器表所见打磨痕迹方向一致,应是固定在转轮上进行打磨、抛光,亦与广西地区玻璃器工艺相同。可以确定其产地为广西地区。


鎏金银盏杯及托:

唐代
高5.7、口径7.3厘米
1991年伊川县鸦岭乡杜沟村唐齐国太夫人墓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盏杯作四瓣花形,内底中心錾刻隐起火焰珠,外绕双鱼,空白处填饰水波纹,内底外圈与盏杯口沿浅刻莲瓣纹。察其用意,当是以盏杯作莲花形。盏托则作荷叶形,内底密布均匀鱼子地,中心饰连钱锦地纹,外圈为双雁流云纹,口沿上则为四组双鱼纹。此组器物综合运用了鎏金、錾刻、捶揲等技法,造型优美,纹饰生动。自唐代陆羽著《茶经》以来,饮茶之风渐盛,时人饮茶,率以煎、烹为要,工序既繁,所涉茶具品类亦多。此套盏杯及托当为饮茶所用。


鹤首银支架:

唐代
长14.3、宽13.9、高14.6厘米
1991年伊川县鸦岭乡杜沟村唐齐国太夫人墓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当为“炙茶”所用器具。唐人制茶,经采、蒸、捣、拍、焙、穿、封七道工序,所制饼茶坚硬无比,故需经过炙、碾两道工序加以处理。茶饼经炭火炙烤,一便于碾碎,二有增香之效。


曲轮纹银瓶:

北宋
高20.2、口径3.6厘米
1990年洛阳市邙山宋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


三彩双龙耳瓶:

唐代
高41.2、最大腹径20.6厘米
1992年巩义市芝田孝北食品公司出土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彩器为低温釉陶器,以铜、铁、钴、锰等作为着色剂,因而釉色可呈翠绿、浅绿、蓝、黄、白、红、褐等颜色。三彩器创烧于唐代,多做明器之用。唐三彩烧制最初发现于河南巩县窑及大、小黄冶窑。后又于陕西铜川、河北内邱等地发现唐三彩窑址。考虑到唐三彩使用地域广泛且地区特征明显,其窑址应远不止于上述所发现者。


绞胎瓷枕

唐代
长13.6、宽10.9、高7.3厘米
1975年偃师市高龙王叉沟出土
偃师商城博物馆藏

绞胎为唐代始出现的制瓷工艺,以白、褐两色瓷土相间揉合,拉坯成型,施釉烧造,其表面即见如木纹理。绞胎枕一般以白胎为里,外贴绞胎坯泥,先素烧,再于成品之上施釉二次烧制而成。枕面纹饰应为唐代所习用的团花图案。经考古发掘证实,此类绞胎枕多为巩县窑产品。


青花塔形瓶:

唐代
通高44,腹径18.9厘米
2006年郑州市上街峡窝7号墓出土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青花瓷始于元代之成说已为近年考古发掘实践所打破,惜所发掘唐代青花瓷或残破,或体量极小。该塔形瓶出土时成对,瓶身绘牡丹与童子步打球,不仅用料、发色皆符合学界对于青花瓷公认界定标准,且体量硕大,保存完整,是一件成熟的青花瓷作品。对比巩义窑址出土之唐代青花瓷片,可确定其为巩义窑烧造,从而一举奠定巩义窑青花瓷故乡地位。


青釉瓷尊:

北宋
高23.1、腹径15.2厘米
2002年三门峡市庙底沟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属耀州窑青瓷佳品。耀州窑创烧于唐代,五代至宋初受越窑影响开始烧造刻花及印花青瓷。影响所及,遍于陕西、河南、河北及两广地区,形成与越窑有别的北方著名青瓷窑系,今以陕西铜川黄堡镇发现窑址为代表。


汝窑青瓷套盒:

北宋
高7.2、口径18.6厘米
2000年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所烧多小件瓷器,香灰胎,釉色多为天青或月白。满釉支钉烧,支钉痕甚细,至细小若芝麻。汝窑烧造御用瓷时期仅为短短几十年,所烧瓷器,供御拣退返的次货方许出卖,因此民间流传甚少。近可确定为宫中烧造者,仅见于传世器。今已在宝丰清凉寺发现汝官窑窑址。


钧窑天青釉碗:

北宋
高10.1、口径22.2厘米
1925年鄢陵县窖藏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胎质坚硬,釉层较厚,基本色调为浓淡不一的蓝色乳光釉。釉色有天蓝、天青、月白、紫红等。烧制的青釉近于蓝色,且青色中略带红,犹如蓝天中一抹淡淡晚霞。色调之美,超乎言辞。此外,钧窑亦以其窑变而产生的绚丽釉色而闻名。今已于禹县发现钧窑窑址。


第二单元 君子彬彬——佩饰与服饰

国人爱玉,历史悠久。夏代开始,中原地区用玉渐多,逮至商周时期,用玉之风远甚周边地区。西周以来,甚至形成了一整套等级严格的用玉规范。在基于西周社会形态而产生的儒家思想观念中,“君子比德于玉”,玉被赋予各种美好的含义。古人佩玉,贯穿整个历史时期,可见其在佩饰上的主流地位与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凸领玉璧:

西周
直径17.6、孔径6.2、最厚1.1厘米
1998年鹿邑县长子口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传统儒家之言,苍璧是帝王礼天所用,因其呈圆形,象天之故。姑不论此说是否可靠,单就玉璧出现时间而言,远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便已发现。而商代玉璧于内孔周缘凸起一周之做法又独具特色。学者考证,商代玉璧内缘呈凸领实与其时制玉的分料方式有关,即每次分料皆以管钻辅以片切割或线切割方式取下圆形玉料。商代晚期多数片状玉器如璜、璧、环、钺等皆以圆形玉料加工而成亦可证成此说。


五璜组玉佩:

西周
上端长5.5,下端长10.8厘米
1990年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12号墓出土
虢国博物馆藏

组玉佩为由玉璜、玉璧、玉珩、玉冲牙、玉珠等串成的成组玉佩饰,具体组合方式又具极大自由性。其中璜的数量似乎表明使用者的等级地位,如三门峡虢国墓地所出组玉佩,国君所用为七璜,夫人所用为五璜。周人重礼,礼之外在表现为仪,失仪本质上即失礼,因此古代贵族坐卧行止极为讲究仪态,在行步时基本都是慢步轻移,以不使佩玉撞击出声为度,“珩佩玉所以节行止也”即此之谓。


玉牛形调色器:

西周
长11、宽5、高4.5厘米
1964年洛阳市北窑14号墓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玉虎形笄饰:

西周
高2.3、长4.6厘米
1990年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06号墓出土
虢国博物馆藏

西周早期玉器基本延续商代以来双阴线的雕刻技法。至昭、穆时期开始,西周自身的玉雕风格得以形成,一是造型上出现了璜、珩等片状玉饰,在限定的空间内填刻纹饰,我们可称之为因形就工,有别于之前完全的根据造型来剔刻玉料的因工就形;二是纹饰多以内细外粗的大斜刀技法来完成,与此前的双阴线雕法大异其趣。


玉玦:

春秋
外径5.8、内径2.3;外径5.3、内径2.3厘米
1983年光山县宝相寺孟姬墓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国人爱玉,渊源有自。不同于西方对于宝石及钻石的推崇,一方面固然由于我们玉矿资源远较其他宝石类为丰富,但玉器柔光内敛的特性更为契合于我们传统所提倡的含蓄、内敛的民族性格应为古人爱玉的思想根源。因此,从周代以来,就有“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说法,经了儒家的宣扬,玉在身份象征之外更多了一层道德修养的光环。


蜻蜓眼琉璃珠:

战国
高1.1 ~ 1.9,径1.3 ~ 2.1厘米
1990年淅川县徐家岭10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镶嵌琉璃珠,俗称蜻蜓眼,是指在单色琉璃珠母体上嵌进另外一种或几种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琉璃,构成类似于复合眼珠的同心圆纹。经检测,这批琉璃珠属于钠钙玻璃,有别于中国传统的铅钡玻璃,应是通过贸易从西亚传入中国。


金带钩:

战国
长16.2厘米
1992年洛阳市针织厂3943号墓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金带具:

唐代
径1.6 ~ 4厘米
1984年宜阳县王沟村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带钩之制,本为华夏民族服饰礼仪重要物质资料,带具之制则传自北方游牧民族。战国初,赵武灵王始有胡服之变,历秦及两汉,华夷交融趋多,时或带钩、带具兼有用之。又经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大势之完成,带具渐取代带钩而为服饰之重要内容。


金饰:

北宋
高6.2、宽7.2厘米
1990年洛阳市邙山宋墓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第三部分 宗教与艺术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

夏商周三代都十分重视祭祀活动,祭祀对象有天神、地只、人鬼。尊崇天神、地只是较为原始信仰的遗留,人鬼即祖先,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产物。这些繁杂的信仰至战国以来成为道家、阴阳家、五行、方术、谶纬学说的思想来源,并为其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形成奠定基础。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经数百年的传播发展终渗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形成有本土特色的佛教流派。书画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两大门类,更多的表现在气息相通这一点上,究其实质都是对审美的不断探究,其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偏重实用到自觉审美形成的过程。

第一单元 生灵为御——事死如事生

人类自身力量尚渺小时,对外界力量倍感神秘与敬畏,总把自己的来源与某一种动物或植物相联系,对其顶礼膜拜,图腾因之产生。随着人类自身力量强大,驯化生灵以为己用,狗以狩猎护家、牛以耕田稼穑、马以引重致远,牛、羊、猪等并可为献祭之牺牲。此为人对于动物之奴役。商人暴虐,人殉极盛,殷商因此而亡。周人兴利革弊,凡接受周人礼制传统的中原国家,罕见殉人现象。然春秋以后之历代统治阶层又兴用人偶,希冀死后继续奴役下民。诚如孔子所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木俑:

战国
高61.8、宽8 厘米;高58.5、宽11厘米
2002年信阳市长台关7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商代以活人殉葬,周人革除之,中原诸国罕见生人殉葬。唯秦先祖服侍商人,又地处西陲,多见殉人之举,英武如秦穆公,其死也以三良从葬,时人为赋《黄鸟》。俑之用,或始于春秋,为其象人而用之,孔子曾直斥其非。然终封建帝王时代,人俑始终沿用不替。


陶炉:

汉代
高16.6、长22.3、宽12厘米
2003年济源市沁北电厂西窑头工地10号墓出土
济源博物馆藏

推测其为碳烤炉。炉上置两串鸣蝉,可见蝉也是当时民众的食物来源之一。


陶屠宰俑:

汉代
高16.3厘米
2003年济源市沁北电厂西窑头工地10号墓出土
济源博物馆藏

生动塑造屠宰剥皮场面。从画面看,似乎已用吹气法剥制兽皮,其法大致先放血,待血放干后于腿部割一小口,往里吹气至膨胀即可剥皮。


釉陶斗犬:

汉代
高14.5、长25.9、宽17.2厘米
2003年济源市沁北电厂西窑头工地10号墓出土
济源博物馆藏

汉代民众生活内容较之前已大为丰富,百戏、幻术、兽舞、说唱艺术加之斗鸡、斗犬,在汉代艺术作品中多有反映。汉人随葬器物多为日常生活用品模型,建筑如仓、房、楼、井、灶,动物如猪、狗、鸡、鹅、羊。既是世俗生活的再现,也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产物。


釉陶骑马俑:

汉代
高21.1、长24.9、宽10.8厘米
2003年济源市沁北电厂西窑头工地10号墓出土
济源博物馆藏

汉代自武帝时期引进西域良马,艺术作品中马之形象为之大变,体高而长,尤以四肢的颀长与颈部的虬曲最可表达其劲健之姿。


胡人俑:

唐代
高24、幅7、厚5.8厘米
1992年巩义市北窑湾6号唐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唐王朝是极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大帝国,来华胡人中包括粟特、回鹘、大食、波斯、罗马等不同人种。三具胡人俑衣饰相近,然冠帽有别,且体貌不一,应是代表来华的不同胡人族群。这些胡人除一部分为来华商贸,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为杂役奴仆。


彩绘坐部陶伎乐女俑:


高19.5厘米
1959年安阳市豫北纱厂张盛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唐代为中国历史上音乐、舞蹈艺术集大成时期,一来继承周、秦、汉、魏不断发展之乐舞传统;二来融合外来乐舞因素,推陈出新。此种状况之发生出于当政者喜好,渐成时代风气,以致从宫廷到民间、从坊肆至深宅大院,无处不闻歌舞声。


第二单元 御宇求仙——神灵与仙幻

先民最早信仰的是自然神灵,如日、月、山川、大河,《尚书》所载春分寅日的习俗即是日神崇拜的一种演化。其后,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自我意识越来越觉醒,先民开始把自然神灵人格化,不可捉摸的天变成了具有人格化的天帝或天神,各族祖先的起源都可以推溯到天帝身上,如有娀氏女吞玄鸟卵生契、姜嫄履巨人迹生稷等传说都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山海经》所述及的荒诞不经的神怪也多是上古氏族部落信仰崇拜过的神灵。

神面:

西周
高15.7、宽16.2、厚3.1厘米
1993年平顶山市应国墓地84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商周时期墓葬中,多发现有青铜人面饰与青铜兽面饰。且出土此类青铜面饰的墓葬多为高等级墓葬,而出人面饰墓葬规格又似高于出青铜兽面饰者。据学者考证,这些青铜面饰有的用于盾牌饰,有的用于马冠饰或其他车马饰,还有的用于祭祀。我们考察先秦至汉代神话传说中诸神多具备人面兽身或者兽面人身的特点,尤其汉代画像石中所见神话人物多做人面龙身形,似可确认该类青铜面饰为神面。又《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禺强为北方水神。《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祝融为炎帝之后,是楚人的远祖,从部落首领而升格为神。这些神秘古怪的神面形象,似可从古籍的记载中得到一点线索。


神兽:

春秋
高48、长47、宽27厘米
1990年淅川县徐家岭9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出土时成对,为某种乐器的器架。史载楚人多淫祀,因而多神秘、古怪的神兽,正是植根于此种文化土壤。


红陶博山盖鼎:

汉代
高30.3、腹径85.5、口径19厘米
1963年南阳市采集
河南博物院藏

汉代常见式样,盖作尖顶形,上饰各种神怪或羽人。秦汉方术思想盛行,好言神怪。羽人之状,商周已见,源来已久。以汉代铜镜内容涉及东王公西王母者所见,羽人多左右陪侍,进奉馔食。或羽人即为仙界之侍者、仙凡两界的接引使。


博山盖铜樽:

汉代
高39.7、口径25.6厘米
1988年信阳市平桥区查山乡出土
信阳博物馆藏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胜首义既在楚地,破秦主力,分王天下之项羽亦为楚名将之后,汉王刘邦在沛,旧属楚地,浸染楚风尤甚。所谓上行下效谓之风,风行既久谓之俗,故汉人风俗多从楚。汉代流行之博山炉、盖樽等顶部多饰神怪、羽人之状,盖楚人多淫祀,想象雄奇之余绪。亦是汉代以来所盛行升仙思想的反映。


嫦娥画像石

东汉
高60、宽137.8、厚11 ~ 14厘米
1964年南阳市出土
南阳汉画馆

儒家传统思想是所谓“慎终追远”、“事死如事生”。秦、汉时人于此实践最为忠实,汉代贵族墓葬形制即多仿生时宫殿规模,前后主室、东西厢房一应俱全,壁多刻划宴饮、出行游猎、属吏以及庖厨图画,一如生时格局。然欲在冥界继续享受如生时奢华生活,则需先登于仙界。因此墓葬中亦多类似升仙导引之图画以及西王母东王公嫦娥月宫、仙鹿、灵龟等内容。


神兽多枝灯:

东汉
高110厘米
1991年济源市桐花沟10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神兽多枝灯造型的创意应当来源于桃都树的传说,据说东南桃都山上有大桃树,树颠有天鸡,天鸡一叫而凡鸡皆鸣,天为之晓。除此之外,汉代还有以扶桑树造型所制多枝灯。


白瓷镇墓兽:

隋代
高49厘米
1959年安阳市豫北纱厂张盛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镇墓兽为驱邪镇恶之神,有辟邪厌胜、守卫死者亡灵之功能,一般成对放置于墓门两侧。北朝、隋乃至唐初,镇墓兽多见一为人面、一为兽面的组合方式。


第三单元 佛国净土——今生潜修来世因

东汉明帝下诏求法西域,并为印度高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于洛阳赐建白马寺,是为中土伽蓝寺院祖庭。佛教一经传入,便在上层社会中得到较大程度的扶持,尤其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诸多高僧与上层贵族过从甚密,相与谈玄论理。统治者甚至为了从西域迎一高僧而大兴兵戈。南朝统治者虽偏安一隅,对于推动佛教发展不遗余力,贵为天子的梁武帝便曾数度舍身同泰寺。后人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略窥当时佛教兴盛的概貌。唐宋以降,统治者尊崇佛教不减前朝,虽历唐武宗毁佛灭法,却改变不了佛教思想深入社会各个领域的大势。以致唐以后中国社会在文学、艺术、学术领域所受到佛教的影响更甚从前。

菩萨半跏思惟像


北魏
高53、宽41、厚11.5厘米
原存洛阳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研究院藏

南北朝时期为我国佛教的全面发展时期,佛教艺术受时代影响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佛教艺术最大的改变即是本土化风格的形成与确立。此前的佛教造像多受印度犍陀罗与马土腊艺术风格影响,至北魏时期,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提倡汉化以来,佛教造像多呈现出秀骨清像的艺术特征,此为当时典型的汉民族审美取向。


比丘立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高85.5、宽55.5、厚12厘米
原存洛阳龙门石窟看经寺洞
龙门石窟研究院藏

唐代是佛教弘法的盛世,中国佛教开始摆脱印度佛教束缚,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唐代佛教宗派除隋代已有的三论、天台、三阶教外,华严、法相、禅、律、密各宗相继而兴,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并影响至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此一时期的佛教造像开始向着个性化、理想化、现实化的新模式发展,并趋向世俗化,最终完成本土化进程。这种转变扩大了佛教造像的题材范围,且使佛教造像少了些许神秘,多了几分亲切。


鎏金铜香炉

唐代
高38、径46.3厘米
登封市法王寺2号塔地宫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法王寺塔位于登封市北5公里嵩山玉柱峰下法王寺北侧。现存唐代佛塔四座,元代及清代佛塔各一座。1号塔高35米,呈方形,密檐式建筑,体现了唐代佛塔建筑的风貌,2号塔位于1号塔西南不远处,为单层方形砖塔,经过考古发掘,2号塔地宫出土有晚唐时期青瓷、白瓷碗和瓶等珍贵历史文物。


迦陵频伽石盒

唐代
长5.3、高4.3厘米
登封市法王寺2号塔地宫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黑陶钵:
唐代
高4 ~ 12、口径11 ~ 20.8厘米
登封市法王寺2号塔地宫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黑釉执壶

唐代
高23.3、腹径22.5厘米
登封市法王寺2号塔地宫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白瓷罐

唐代
高14.4、口径8.6、底径7.8厘米
登封市法王寺2号塔地宫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白瓷长颈瓶

唐代
高24.4、口径6.6、底径7.4厘米
登封市法王寺2号塔地宫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白瓷塔形罐

唐代
高36、腹径25厘米
1993年巩义市食品厂工地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三彩舍利匣

北宋
咸平元年高47.3、底边长33.2厘米
1966年新密市法海寺地宫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新密市法海寺塔始建于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为七级密檐式石塔,毁于文革期间。此件“咸平元年”款三彩舍利匣为塔内地宫所出。舍利为佛祖及高僧圆寂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或骨烬。佛教传说,释迦牟尼圆寂,尸骨炼成八万四千个舍利子,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以五金七宝铸成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分布于世界各地。据说中国便有其中19座。此种舍利匣与阿育王用五金七宝铸成舍利塔的含义应相同。


不动明王坐像砖

北宋
高30.2、幅32、厚11.2厘米
原存开封市繁塔
开封市博物馆藏

繁塔位于开封市东南1.5公里,始建于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因其建于北宋四大皇家寺院之一的天清寺内,故名天清寺塔,又因其兴建于繁台之上,故俗称繁塔。它是开封地区兴建的第一座佛塔,繁塔原为六角九层、至元代,由于雷击,毁去繁塔两层,明初,“塔七级去其四,止遗三级”,清初又在残塔上筑六级小塔,封住塔顶,以成今貌。塔身内外壁密布砖雕佛像,皆为北宋时期遗物


第四单元 书画艺术——得意忘形品自高

人类对于美的追求由来已久,当原始人类用兽牙、美石串成项链挂在脖子上时,已具一种朦胧的美的观念。人类思维从具象思维发展到抽象思维的时候,对美的概念有了不同的体验,而艺术的产生即是这种体验的实践。以书画艺术为例:文字在经历殷墟甲骨文、两周金文、战国籀文、秦篆、汉隶、楷书,最终确定了书写规范,并在语言表达功能之外,以其书写的笔法、结体、气韵之不同而成为书法艺术;绘画则历宗教画、肖像画、山水画之发展始成为自觉的艺术创作。唐以后,文人越多参与到书画创作中,促使书画作品匠气消退而人文气息渐浓,各以意境之深远论高下。

卜骨:

商代
存长22.7、宽18.5厘米
1971年安阳市殷墟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从书法艺术角度而言,甲骨文处于混沌、古拙状态,却也正因这种古拙而为今人所推崇。甲骨文字的初衷并不以追求艺术美为目的,但却因为这种无意识而不自觉的成为了艺术美。此外,甲骨文字象形、表意兼有的构字特征,使其不仅具有以形表意的物象生动之美,更兼追加联想的抽象之美。


“孟姞”铜盨

西周
高17.7、口径29×23厘米
1990年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06号墓出土
虢国博物馆藏

西周是一个礼乐典章大成的时代,文献所谓“郁郁乎文哉”的气象。礼乐大成固然是对于周人富于理性精神的肯定,却也使非理性的书法艺术的创作性受到掣肘。西周中期,金文完成了字体书写的规范化,排篇布局井然有序,笔道上也从早期的首尾尖细与头粗尾细、间杂肥笔发展至精美匀一,形成独具特色的大篆书体。西周大篆书体以圆转曲折的笔势弥补笔划匀净如一所带来的单调感,以不断变化的曲线引导观者体味力与气运行不息的节律。使得西周时期书法艺术一方面少了随意挥洒的个性,却也别具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石圭盟书

春秋
长9.5 ~ 23.5、厚0.1 ~ 0.5厘米
1980-82年温县西张计盟书遗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春秋时期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期,各诸侯国既在政治上与周王室离心离德,书法艺术上亦促成诸多以大国为中心的区系风格的形成。其特点在于美化装饰风格字体大盛,并有由南至北影响之倾向。唯晋国书法尚能保持宗周遗风,然字体多趋于简率,已现衰败之象。


竹简

战国
长68.5~68.9、宽0.5~0.9、厚0.1~0.15厘米
1957年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楚国历来被中原各国以蛮夷视之,虽极力追摹中原礼制,但楚人骨子里带有一种神秘奇谲、浪漫潇洒的特质。此种特质决定了楚人尤重感官、视觉之冲击。春秋以后,楚国蔚然成为一大国,所谓“地广千里、披甲百万”,国力的提升促成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化礼制上,楚人不再以踵迹周人为尚。在书法艺术中,渐渐抛弃宗周大篆书法模式,确立更为图案化的字形,使楚国文字极具装饰性,此点于战国时期的鸟篆书中体现至为明显。此8枚竹简为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的遣册,所谓遣册即随葬品清单。根据对遣册文字考释,可借以窥知战国时期楚国名物制度及丧葬礼仪。


“关中侯印”金印

东汉
高2.3、印面边长2.5厘米
1981年温县赵堡村采集
河南博物院藏

《汉旧仪》:“列侯黄金印龟纽,文曰印,谓刻曰‘某侯之印’;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纽,文曰章,谓刻曰‘某官之章’。”


徐义墓志:
正面:

背面

西晋
高92.8、宽51.8、厚8.4厘米
1953年洛阳市8号晋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魏晋书法于两汉书法继承中有发展。汉末以来铭石书、章程书已现楷范化趋势,多用于私人通信之“行狎书”实际已是行书体。至此,篆、隶、楷、行、草诸书体大部分确立。魏晋时期为古体书法的余晖期,此时书法讲究法度严谨,甚至于追求无一笔无出处,终因其难切实用而式微。以钟繇为代表的新体书法却刚好与此相反。东晋以来书法,尤重视师承家学,涌现诸多书法世家。而此一时期众多书论的出现,把两汉以来书法的自觉审美情趣推向极致。


杨国忠进银铤:
正面:

背面

唐代
长32、宽5.4、厚1.2厘米
1970年洛阳隋唐宫城遗址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杨国忠,唐玄宗天宝年间宰相,专任采市银使,负责边市贸易税收。据铭文知其为边将上缴之边郡和市银两,反映唐代“和市”制度的存在。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唐玄宗改吏部为文部,至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又改回吏部,因此铭文所载杨国忠官职为“右相兼文部尚书”。


王尚恭墓志:

北宋
长77.8、宽77.5、厚16.5厘米
1936年孟津县北陈村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以来,个性的张扬与表达始终是其不变的追求,正像修道之人以形骸为桎梏一样,书法家也以成法为束缚。书法讲求与人的精神境界及文化修养相结合。因此宋代书坛上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因人论字和以字论人。然而真正可以做到以意胜形,不堕成法的书家必然是熟知成法且能超脱法外,以无法为有法的大家。乃是一种“返朴归真”式的大境界。


玉册:

北宋
长21.6 ~ 26.2、厚1.25 ~ 1.4厘米
1985年巩义市北宋皇陵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册即刻于玉简上的哀册,为帝王后妃的墓志铭。此批玉册出土于宋太宗皇后、宋真宗生母元德李皇后墓。


人物头部画像砖:

南北朝
长37.2、宽19.4、厚6.4厘米
1958年邓州市学庄村出土
南阳市博物馆藏


人物脚部画像砖

南北朝
长38.3、宽19.3、厚6.4厘米
1958年邓州市学庄村出土
南阳市博物馆藏


青龙画像砖:

南北朝
长38、宽19.4、厚6.3厘米
1958年邓州市学庄村出土
南阳市博物馆藏


胡人牵马图壁画:

唐代
高102、宽86厘米
洛阳市皂角树唐墓出土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藏


武士图壁画:

唐代
高204、宽89厘米
唐睿宗孺人唐氏墓出土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藏

绘画之源流更早于文字,早期绘画多有其现实功能,或与巫术、宗教有关如岩画、彩陶绘画;或与教化有关如宫室、庙堂壁画,又或是对现实生活的忠实描绘如墓室壁画。少有绘画者的个性抒发与艺术创作。即便如我们所知佛教传入之后对绘画艺术产生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亦仅限于技法方面,而不在绘画者的创作精神。书画艺术之美端在于对实像描写的似与不似之间,唯这似与不似之间留给观者以无尽之遐想,太似则无以想象,不似则无从想象。如墓室壁画这些对于现实生活的忠实描绘的作品,尚不足以构成自觉的绘画艺术。


山水图陶瓶:

唐代
高14.2、口径4.5厘米
1998年偃师市恭陵哀皇后墓出土
偃师商城博物馆藏

国画所造意境,至山水画始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山水图瓶浓笔勾勒,淡墨晕染,平林远山,错落有致,危岩深谷,望之森然。绘画技法虽显古拙质朴,构图布局实已妙趣横生。浓笔淡墨间敷以朱、黄粉彩,更添韵致。


结 束 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华夏先民以卓越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华文化,留下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建设我们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原文明史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主流历史,在中原这片沃土上,数不尽的物证折射出文明的辉煌,共同构成一幅幅生生不息、壮丽辉煌的历史画卷。没有继承就没有发扬,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而在继承之前,我们应当知道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全贴完!

本贴摘自河南省博物院网站:
http://www.chnmus.net/hdzt/node_32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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