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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漕涨姿势】三台阁、袁公馆、石牌坊

微运漕丨铜闸与含山2019-01-16 01:53:23


导读
巢湖通通连长江,裕溪河是其惟一的纽带。千百年来,人们无不赖水而生息繁衍,又凭水原而创造财富。忆往昔,鉴于陆路交通多受地形地物的严重制约,水路运输始凸显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在这通江纽带且又居中的黄金位置上,便亮出一颗璀璨的珍珠,这便是现今含山县的运漕镇。尽管该镇有许多熠熠闪光的亮点,然而,具有代表性的三台阁、袁公馆和石牌坊,又成了这千年古镇独特的名片。

三台阁

(图为网络图片)


素有江淮名镇、含山首镇之誉的运漕,建置之始可上溯至魏晋时期。它南距中华玉文化发祥地凌家滩不足十公里,西与东关镇仅十公里之隔。东晋时,称蓼花洲,后又称中闸、漕川。因东汉末年,曹魏领兵伐吴而欲“四越巢湖”,为军事所须,遂自巢湖向东开挖濡须河。东吴孙权为了抗衡曹军,在运漕东侧约十公里处,又凭借山势而设东关、西关两关,以致“曹操四越巢湖而不成”。水镇运漕,既是历史变迁的见证,又成吴军粮草辎重的基地,凭此才不断凝聚起人气,并加速了一方商贸与文化的发展。

史称,三国吴·赤乌年间,道教曾于镇上建造了三元观,香火一度鼎盛。《康熙含山县志·卷第五》又载:“运漕河,县南八十里。《元和(州)郡县志》云:梁侯景乱(太清二年八月,即548年),王僧辨军次芜湖,景将侯子鉴屯兵梁山,以捍御运漕,故名。”循此可知,运漕之名最先见诸史册者,当在公元六世纪中叶即548年,至今已有1461年(亦说运漕镇得名始之于明初)。

得益于水运的条件优越与畅通无阻,徽商为抢得商机而源源涌入该镇。至明初,又幸得“开中制盐引法”之利,该镇又被钦定为“十二圩盐引岸”之一。借助盐业的兴起,经济发展与财富积累更得到加速。而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的入侵与《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芜湖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这又增添了“运不尽的漕川(指运漕),装不完的三河(镇)”的优势,运漕镇遂成江北稻米的集散重埠。于是运漕也越发闻名遐迩,并跻身于江北名镇之列。

正缘之于此,明嘉靖年间,举手投足无不讲究风水道家,曾相中了镇东仅三里之遥的临河处堤埂之外侧的一大土墩。几经筹划与聚资,终拔地而建一高阁。阁共建三层,呈塔形,六角状,由六根巨柱拔地支撑,名曰“三台阁”。此阁高达七八米,尽管该阁仅及今日寻常的三层楼高度,然在当时已显得巍巍然。由于周边开阔,一阁高耸便成一方地标性建筑物。由于白日醒目,入夜灯明,无形之中这三台阁又成为巢湖通江途中的一座难得的航标。每当人们得暇登阁,可饱览全镇四时风貌,能尽收河中往返百舸。入夜时,一阁临水更情趣别具:仰首,天庭有明月疏星;回眸,岸畔有柳丝传情;侧耳,能闻一河桨声■乃不息,放眼,更是万点渔火入画,每至三台阁,游人无不流连忘返。

据史称,明太祖朱元璋幼年虽寄身僧门,然在历朝历代中,只因道教擅长炼丹祈福,扬言可让人“长生不老”并“成仙成佛”,故而一直均昂然而左右着上层社会乃至皇族。三台阁建成之后,先被道家所看重而成为一方道观绝非偶然。其后,该阁又一度成了尼庵。至辛亥革命后,再变而成为僧寺。人皆戏言曰:“三台本一寻常阁,缘结道尼僧三家。”

三台阁数百年所结不变之缘,应当首推人缘。据传三层古阁之内,曾藏有八方贤达与当地文人所捐的大量诗书字画,廊柱上则刻有许多精妙联语,六方壁面也更非闲置,可谓尽得一镇之灵气,引得走南闯北的商家和诸多文人雅士常相聚于此,或言商情,或论诗文。民国年间,更有一些社会贤达纷至沓来,或煮酒话古,或品茗道今。然史册对此皆有疏漏而未记述。幸有早年毕业于运漕中学、且又熟稔含山风土人情的刘群先生所著《运漕史话》(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对此有记,兹冒昧将其摘录,并释之如后:

其一、明和州太守黄国宾撰联,仅借22字已绘三台阁如诗如画之景色:

古阁重新,四面云山供画本;

长天一色,满湖烟水上吟眸。

其二、清运漕举人鲍渊声撰联,又以36字道出人生不息奋斗之哲理:

道岸本难登,犹如天在山头,行到山头天更远;

书囊原无底,恰似月晃水面,拨开水面月还深。

其三、民国运漕贡生曹靖夫撰联,凭70字而抒世局变幻与举步维艰之感喟:

是乡人皆好经营,欢欣鼓舞正乐岁西成,改旧政而生面别开,亦聊为泰岳增辉漕川润色;

感世局如斯变幻,慷慨悲歌唱大江东去,把往事于今朝提起,莫辜负梅花一曲杨柳双声。

其四、此为流传民间的一副打油联,巧用36字,便狠狠鞭挞了社会难以更改之弊端,字里行间,洋溢出三分诙谐与七分辛辣:

我欲作一副对联,东扯西拉无非是湖光山色;

你看那许多船只,南来北往莫过于利锁名缰。

只因运漕镇东巍然有座三台阁,古语云:“东来紫气西来福。”为适应风水之俗,镇西遂又建起一座不俗的“西来庵”而彼此呼应。惜1954年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无情,以致存世约四百年的古阁尽付滔滔洪水。据言镇上有识之士正欲解囊,拟于旧址重建三台阁,以求一方具有标识性的建筑物能早日复原。


袁公馆

翻开厚重的城镇发展史,便知"无商不成埠"结语之精当,而“无埠不公馆”一说,更道出资本积累之后业主们的共同心态。故而公馆之建,便成了财富积累的象征和家族显赫的亮点。

史载: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李秀成部曾率战舰六七百艘,在运漕、东关一带与李鸿章团练激战。是役李鸿章不敌而兵败,终藏匿于运漕商贾袁百顺家。李鸿章凭此一藏而逃过一劫。又光绪九年(1883年)春,已官至一品的李鸿章由汉口护送母亲灵枢回桑梓安葬,在经裕溪口入运漕河而途经运漕镇时,还上岸至袁公馆小憩,并与之促膝叙旧,足见李、袁两姓私下情谊之深厚。

另据《袁氏家谱·百顺公传》记曰:“咸丰年间,粤寇(系指太平天国)之乱蔓延数省……乡相国李文忠公治兵东关失利,匿公家屋。贼至,公诡诌之,贼遂去……”。“乡”者,即同籍也。据考,袁百顺原籍系肥东县撮镇,李鸿章的老家在肥东磨店,撮镇与磨店在地域上相去不远,这便有了“近邻”之攀,《家谱》中称之为“乡”,自然也顺理成章。

袁公馆是运漕镇上惟一的一座三进深宅大院,除30多间房舍,还另辟前后花园。公馆前门起于古镇西街,后门直抵秦家塘,公馆主体为徽派建筑,但拱门、廊柱乃至主楼上,仍随处可见的浮雕里又溢出几分西洋气息。应予强调的是,此是袁公馆的馆主,已是袁世坦--当年救过李鸿章的袁百顺的侄子。当然,袁公馆的发迹,也多得益于李鸿章的知恩图报。

当年李鸿章凭借袁百顺相救而躲过一劫,其后虽经屡败屡战,终一成大业,继而又当上清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情义为重,为振兴当年他匿身活命的古镇,先是以重金相购运漕镇周边良田十万亩,又融资在镇上开设堪称“江北第一仓”的李万兴、李巨兴粮仓。李鸿章长子又挟驻英国公使、钦差大臣之衔,成片开发了镇上的房地产。所以,镇上主街的两侧,所建房舍格局至今仍是大同小异。另据李经方于1933年所留的长达三千余字的遗嘱中,就有“运漕镇所有市房基地,全数给五女国华,契据各件即交其收执”之嘱,可知其家业之大。而芜湖作家丰吉在记述李鸿章的一书中又说,抗战前,李鸿章之孙李国■不务正业,在芜湖狂嫖滥赌,输掉了“江北运漕良田1.3万亩”,这又是李氏全力开发运漕的明证。李鸿章四弟李蕴章也跻身运漕,相继开办了“元和质”当铺与“道隆”钱庄,人称此为“李鸿章当铺”,其资金雄厚,几乎垄断了全镇过半的金融市场,但这对活络一方经济则是一大推动。

另由史料悉,袁世坦原系淮军出身,其后终擢升为江西提督军门,其职位相当于现今的省军区司令员。民国初年,袁世坦又授陆军中将之衔。显而易见,袁世坦能一路坦途且在镇上建造公馆,这是与曾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李鸿章早年对他的提携,以及李瀚章、李鸿章属下对他精心栽培所密不可分的。

一座袁公馆,拯救了落荒而逃的李鸿章,李鸿章大难未死而知恩图报,又推动了运漕镇的振兴与发展,袁公馆成了这一历史的见证。所幸袁公馆虽饱经历史的风风雨雨,然其旧址至今尚存,联想到合肥李鸿章一座祠堂,经年累月皆游人如织,倘若这曾与李鸿章结有不解之缘的袁公馆有幸能得到修整开发,这对发展一方旅游事业乃至推动全镇经济发展,定然会大有裨益。



石牌坊

石牌坊是折射一方历史文化的镜子,大者,如棠樾的忠孝节义牌坊群,小者零星,却为一方岁月留下的踪影。凡此是荣是辱,只因历史有别,自然莫衷一是。

古镇运漕自魏晋起,经年累月得南来北往舟楫之灵气,源源聚积了“财”“才”二气,以致商贸繁盛,人气不减,于是,又派生出诸多石牌坊,如翰林坊、贞洁坊、孝子坊、烈女坊等等,粗略统计,有七八座之多。据年长者回忆,建国后,所存的翰林坊原在今幼儿园(旧时为沈家祠堂)对面,烈女坊原在大北门,贞洁坊原在小北门,其余已遭岁月尘封。

在镇上诸多石牌坊中,翰林坊之建十分考究,所用石料为出自江西鄱阳湖畔的白矾石,牌坊之上,刻有灵气十足的狮子抢球,两只高约1米的石狮四蹄作腾空状,双目圆睁耽耽相向,尽显皇族幕僚之威严,其间又有一镂空的偌大石球,球中又置一只玲珑的小石球,兼具文物与工艺身价。然“身价”最高、规格超群者,当数小北门的贞洁坊。该牌坊设三门四柱,高达15米,坊顶嵌一御书“圣旨”的石刻,四周又镶云龙盘绕的立体花纹。坊额之上,又刻有安徽巡抚潘思榘于乾隆十年(1745年)题写的“幽光四照”四个大字。

据考,清乾隆年间,运漕镇上一鲍姓大户和镇中李姓富商欲结秦晋之好,两家先指腹为婚。其后,李姓生下一子,鲍姓喜得千斤,起名珍姑。待到珍姑年至18岁时,男女双方正待筹办婚嫁大事,哪知天有不测风云,李姓之子却患病暴毙。按旧时民俗,因有婚约在先,倘一方(多指男方)亡故,另一方(多指女方)也得要与亡人“完婚”,俗称此为“阴阳配”。此时,李家随即将死讯通报鲍家,要求立即迎娶珍姑,好与亡者先拜堂成亲,而后再作安葬。鲍家得悉后,便督促珍姑梳洗妆扮,并雇来鼓乐手一路吹吹打打,将珍姑用花轿直抬到李家大门。迨花轿进门时,迎迓新人的李家将轿帘一掀,哪知珍姑早用随身所带的剪刀刺破喉咙气绝身亡。

李、鲍两家原想把丧事先办成喜事,以免一方要守“望门寡”,不料弄巧成拙而雪上加霜。李家只得为珍姑脱下血衣,好更换新服入殓,却发现珍姑早已决心以死殉夫,她在大红嫁衣之内,已穿好白色丧服。李家见此情景,上下无一不感动得放声痛哭。适此却风云变幻,原本晴朗天气却平地起雷,顿时大雨倾盆,全镇人全都惊呼此乃烈女殉夫而感天动地。

且说此事不胫而走,很快便传至在京城任翰林院编修要职的运漕人鲍渊声得知。鲍渊声以此为荣,旋即将此呈奏皇上。乾隆帝阅后,自然龙颜大悦,遂下旨要为此在运漕镇建一座贞节牌坊,以彰显珍姑恪守妇道、以死殉夫的“女德”。一个年仅18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活活被封建礼教的石牌坊压死。

珍姑死后,并未入李氏祖茔,却在贞洁坊西侧不远处修了座“珍姑坟”,还在贞洁坊东,建了座贞洁祠,这血泪斑斑的一祠、一坟、一牌坊,却成了封建桎梏下无数女性牺牲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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