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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应有的质疑精神

石斋书艺2018-12-20 21:53:19

      

     《论语•为政》中有一则是关于子张学干禄的对话,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可见古人对待事物总还是存有一定的敏感,留有一份怀疑。即使有足够自信的部分,也只是谨慎地说出来。孟子当然也知晓这个道理,他曾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许多道理,大家都是明白的,只是后来,我们让它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明末的李贽胆大,有不同于常人的怀疑精神,他曾质疑先圣,并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曾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的反问是有利的,李贽的实质意义在以大的儒家传统下包容具有不同差异性的文化诉求。但是,很不幸,万历三十年,他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入狱。李贽后来自杀于监狱。一个保守并延续孔孟怀疑精神的人因此而遭灾难,实在是尴尬。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还是陈寅恪说到了学术的根本,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抛开外部环境不谈,学者本身应该不从流俗,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勇于质疑的品格。 
       近读瑞士人毕来德所撰《庄子四讲》,颇具感受。毕来德并不以传统思路研究解读庄子,他说每次研究《庄子》某段文字时,不是问作者推演什么,而是考虑作者在谈论哪些经验。毕来德坦言自己受了维根斯坦的启示。维根斯坦认为“早晚要回到描述上来”。——《庄子四讲》便是基于描述的方式解释并研读《庄子》的。毕来德认为《庄子》中某些篇幅不是在讲述道理,而是在描述经验。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解读《庄子》的一个独到的视角,这视角即来自对传统庄学研究的深入与疑问,当然,亦是对庄学研究的新贡献。 

        学问本就该“于不疑处见疑”,世人尝言,苹果落地,乃平常现象,实在难以追究,奈何独牛顿脑袋发热,冥思苦想,得万有引力?可见牛顿也是一个善怀疑者。倘若我们认真追究起周围的事情来,一定会有很多学问可以做,我们周围缺乏太多的质疑了。近来有经济学家以《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为标题做讲演,以简单的替代关系推论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光这个标题本身就充斥着谬误。《说文》云“孝:善事父母者”,于注重家族血统的社会结构组织而言,孝是维持它的必然。《尚书》就记载了尧在选取接班人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了舜的“孝”。尧问及舜如何时,有人回答:“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可见“孝”在很早以前就是公德,在儒家之前就已经很受推崇了,所以讲“儒家孝道”,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不仅经济学家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不认真,似乎五四以来,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就一直都是很有问题的。学界也好,民间也好,皆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至言。实际上,这句话误导了我们很多年,当古人都以某某(如“纲常伦理”等 )为天经地义的时候,那这些就成了他们的普遍价值了,亦如非洲查里加的黑人往对方脸上吐口水是崇高的礼仪一样。绝对的文化价值差异是无从批判的。拿现代人所认同的平等观念去轰击先民们的生态系统,都会轰击出很多问题。我尝试着用后来的观念轰击母系氏族:母系太丑陋,为什么我们男人天天劳累,她们却舒服,她们生了孩子,还要我们男人坐月子,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男人却没有名分,女人太她妈专制了,是一切问题的源头,他们玩了我们那么多兄弟老少爷们,她们乱伦,我们男人没有地位,跟奴隶有什么区别。是可忍,熟不可忍。——但是,这种思路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以后来的观念来猛烈轰击传统文化观念,这样只会不断的迷失,不断的自我耗损,乃至再耗损。我曾开玩笑地说,这样轰下去,会把所有的问题轰击到有机物无机物那里。

       文化的任务还在于构建,意识到了缺什么就构建什么,我们构建了平等的人格关系,这是我们文化构建的结果,我们意识到了民主、科学,我们就积极地去构建,而不是纠集于往事,迷失于历史。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时首先就存有了一个“去”、“取”的成见,那就麻烦了,按照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念衡量,我们以往的“封建景观”、“帝宫故宫”等名胜古迹以及文化遗产似乎都应该毁“去”。这不免又会犯下类似于经济学家以为简单的替代关系推论复杂的社会学问题的毛病了。谈论社会学问题时,还是要保持多元的思维方式,“不破不立”的单线思维只会使我们更加迷失。
        近来读到一篇文章,说德国曾有一位十分富有的老太太,她在临死时决定把钱捐给中国,理由是她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坚持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且没有中断过。提起德国,我们就马上会联想到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席勒、胡塞尔、哈贝马斯、卡西尔、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等一系列文化名人。有时候,我会很怪异地想,德国发动过二战,应该深刻地自我批判,并且寻找出战争的文化源头,找出文化劣根性。但是很不幸,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这本身就是个“伪问题”,而康德、黑格尔、叔本华们旧是我们尊敬的哲学家,他们没有被打倒。近来又有经济学家出版了《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附身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文化魔咒》,还在用简单的单向思维推论复杂的文化问题。 
       应该善于对某些习以为常的事情保持一份质疑,没有怀疑,就难有生机。苏格拉底曾说“问题是接生婆,能帮助新思想的诞生。”善怀疑者,问题自然多。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就善问为什么。1900年,第二届国际数学大会上,希尔伯特作《数学问题》演讲,一下子提出了二十三个数学领域的重大问题,为20世纪数学研究提供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希尔伯特问题”大部分已通过论证解决,他个人曾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着生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或中止。”希尔伯特的精神值得褒奖,应该让提问成为一种学术常态。
        前段时间,看一争论文字繁简利弊的电视辩论节目《繁体字该不该恢复》,嘉宾多是国内著名大学教授,其中一位台湾学者。主张不该恢复的以由繁入简是文字演变必然为理由;主张恢复的认为简化字减去了很多文化意蕴。老实说,这些争论还仅是停留在问题的表层,均未作深入的追问和质疑。有关文字问题,我曾于网络匿名讨论过。我以为在讨论文字繁简利弊的问题上视野要广,康有为《广艺舟双辑》中讲全世界出土的文字拓片中最古老的都是象形文字,而这些象形文字中,仅汉字一路传承了下来,其文化传统也一直未曾中断,而其他均走向了抽象和纯粹的符号道路,我们可以怀疑,是不是因为其他的文字简化过快了导致的呢?我以为汉字简化过快带来的趋抽象符号化的过程,不仅减去了意蕴,更重要的是人为地弱化了象形文字的生存能力。实际上,象形文字的韧性很大,具有很强的回旋空间,比如,我们说“打的”、“打麻将”、“打电话”、“打牙祭”,我们明白具体的意思,事实上我们却并未“打”的士、“打”电话、“打”麻将,它们也都没有受伤。其次,纯粹的抽象符号文字在表达的灵活性上也是不及象形的,以英语为例,当电脑、电话、电视、电线这些新事物出现时,我们必须制造四个完全不同新单词来表示,即Computer、telephone、television、wire,汉字的灵活性比较强,可以常用的电、视、话、脑、线等字来组合达到新的意思。实际上,我最大的质疑是简化后的汉字已模糊了象形文字原有的意思,越来越趋向于纯粹抽象的符号文字了。纯粹抽象的符号文字是不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也是可以讨论的。我们知道,西方主要经历了古西腊文、中世纪的拉丁文、近当代英文的文字交替过程,这种抽象符号文字的交替能不能给我们自己以反省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例不多举,为学者,当若善思,反求诸己,而非从俗流之说,人云亦云。我们身边的问题很多,仔细追究起来,举无不胜,《红楼梦》中有句子,云:“事事洞明皆学问”,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问题,习惯问题,思维方式等等都是可以研究思考的,这中间固然有大学问,但最主要的,还需更多的为学者,善于深刻地质疑我们的平常世界。


                      ——谷重,2009年9月22日,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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