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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隆美尔---孙立人

青山物语2019-01-15 15:34:01


文武双全的儒将


1900年,孙立人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书香世家。伯父孙泓泽是晚清进士,父亲孙熙泽是举人出身,出任过山东登州知府、青岛警察学堂总监、山东全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国会议员、北京中华大学校长。


12岁时,他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入学时,孙立人的父亲对校长周贻春说:“请你把我这个孩子就当做你的小孩子,有什么不对就打,打死了我都不心痛。”


和孙立人一同进入清华的少年还有闻一多、梁实秋、吴文藻、吴国桢、梁思成等日后知名人物。在清华时,孙立人加入了篮球、足球、手球队。他尤其擅长篮球,还被选入了国家队,在第3届远东运动会上,作为后卫和队友密切配合,最终夺取了冠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孙立人的同学闻一多连夜抄写岳飞《满江红》,贴在饭厅门口,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孙立人与同学们在体育馆门前举行“国耻纪念会”,当场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8年5月9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张。此誓。”



怀着一颗壮怀激烈的报国心,从清华拿到土木工程学位后,他考取了赴美公费留学资格。当时的孙立人非常渴望能去学习军事,可迫于父亲压力,不得不先在普渡大学读了两年土木工程。父亲


最终还是满足了他学军事的心愿。普渡大学毕业后,孙立人转入弗吉尼亚军校3年级,成了马歇尔、巴顿的校友。

学成归国之后,


父亲曾试图将他引荐给相熟的冯玉祥,被他拒绝。他决心凭自己能力,从基层做起。孙立人先后担任过中央党务学校军训队长、新军工兵营排长、宪警教导总队大队长、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等职。

当时的国民政府军队系统里,黄埔系如日中天,保定军校派、各军阀也都自成一派。孙立人属于少数的留美派,加上一副耿直而不愿依附于人的脾气,他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去处。


直到加入财政部税警总团,孙才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税警总团是当时中国军队中的一朵奇葩,直属于财政部。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虽然与蒋介石是姻亲,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见解,对蒋的种种做法心存不满,税警总团某种意义上成了宋的私人军队。

税警总团的职责是打击走私,但军队装备精良,枪械均是德国、捷克的进口货。彼时,中央军也不能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军饷,税警总团却能时刻保证后勤。在部队长官任用上,税警总团也多以留美学生为主。



孙立人在侍卫总队结识了宋子文,后经人介绍来到了税警总团特科兵团担任团长。宋子文校阅税警总团发现孙的部队表现优异,遂转为第4团,孙立人担任团长。第4团驻扎海州时,孙独创了结合中外的孙氏练兵法,除了正常的射击、战斗、体能和夜间训练外,还专门实施游泳训练,在海边拉练。



1932年,“南昌行营”举行射击比赛,参加部队有40多个师,120多个团,孙立人的税警4团以压倒性优势夺得第一名,而且个人前10名中,有7人是孙的部下。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作为国军精锐的税警总团立刻被投入到上海前线,孙立人率税警4团进驻苏州河南岸,因表现出色,被任命为少将第二支队司令兼四团团长。



在上海的战斗中,孙立人亲临一线,身中13枚弹片,头部腹部均受伤,肺部被打穿,一些弹片日后都没法取出,部下拼死将他抬下火线。



抗战水深火热之际,国民党政府军队中各派系相互倾轧的情况依然不变,这个现实一再打击着孙立人。负伤送往医院后,税警总团长黄杰将军派副官送去500元,并告之孙部队已经撤退,撤往何处却不告诉孙。此时上海已经不保,一直欣赏孙立人的宋子文伸出了援手,他派弟弟宋子安接孙立人远赴香港治疗。


晚年孙立人曾去信给郑洞国的孙子说,自己一生最尊敬两位长官,一位是宋子文,另外一位是郑洞国。

孙立人在香港不待痊愈即赶赴长沙,他没有想到,黄杰已经不再理他。税警总团余部已被胡宗南“吃掉”,改编成44师。黄杰和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凭借胡宗南的势力,黄杰当上了军长,孙立人被安上了“高参”的虚职。孙立人辛苦练兵,却给他人做了嫁衣,无奈之下他找到宋子文和孔祥熙。


一直欣赏孙的孔宋决定成立财政部缉私总队,一切仿效税警总团体制。

现在人们很难想象,大敌当前的抗战时期,一名将军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部队、没有后台,无论他多有能力,也是无法在前线施展身手的。



缉私总队在长沙拉起了队伍,1938年12月,孙立人被财政部任命为中将总队长。很快,两千余名税警总团人员从44师远赴贵州都匀,已经当上了团长的李鸿等人也纷纷前来投靠老上司。“军事委员会”并不买财政部的账,孙立人无权招兵,只好远赴云南向龙云求情,才得以在云南陆续招募了一万余名士兵。



在回忆录中,他不无感慨地写道:

军人不能尽职保国卫民,使南京大屠杀发生于先,又决堤(注:花园口)、放火(注:长沙大火)于后,稍有良知于心何忍!那些贪生怕死的军人真是万死不足以谢其罪。



作为军人不与敌决一死战,或则自我陶醉,丧师辱国,遗害百姓。日军才到岳阳,我们就把长沙烧了,而日军进军长沙,则是两年后的事。我联想到岳武穆的救国主张‘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但是我们则是武官怕死又贪财,文官贪财又怕死,奈何!奈何!只有对空长叹!



终其一生,孙立人都以职业军人自居,他不愿意涉足政治斗争,对官场上一些勾心斗角深恶痛绝。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直到1947年,他已经是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时,才加入了国民党。孙立人不想惹政治,所以将缉私总队设在群山环绕的贵州都匀,政治却主动找上门。


1942年,他接到财政部命令——成立缉私署,戴笠担任署长。缉私署派人检阅缉私总队。看似普通的两条电令背后却掩盖着杀机:戴笠决心趁宋子文远赴美国交涉期间,吃掉缉私总队。



几天后,戴笠派人检阅,令孙立人哭笑不得的是,对方提出:不骑马,坐滑竿。孙立人不由得感慨:“这还是第一次听说阅兵的校阅官是要坐滑竿的。”演习进行到一半,校阅官看得不耐烦,问孙立人:“你们又不是作战部队,你们只是缉私税警。”



尽管面对的是“钦差大臣”一样的角色,孙立人却毫不客气:“虽然我们以缉私为名,但实际上我们是作战部队。抗战出生入死,有我们的份,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将事实抹煞,况且现在国家危急,正在与敌作生死之战,需要能征惯战的部队,我们作战训练有什么不对?”



不到半个月,上面下来了批示,孙立人率领的缉私总队无纪律,训练不切实际,交缉私署严加整顿。孙立人再一次面临报国无门的境遇,他跑到重庆找到行政院长孔祥熙,告之无法改变。清华同学何浩若和戴笠走得很近,直接告诉他:“这还有什么话说,就交给我好了。”



在夫人陪同下,焦躁的孙立人到郊外胜观洞游玩,在那儿求了一签,发现是大吉大利,说现在好比仙鹤落在笼子里,有朝一日,会破笼而出,远走高飞,鹏程万里。多年之后,孙在回忆录中写到:“我想事在人为,不管怎么样,都该奋斗到底,到最后绝望时,犯颜直谏,为国家命脉、民族正义而殉道,亦在所不惜。”

很快,他就等到了“远走高飞、鹏程万里”的机会,日军南下的步伐已经到了缅甸。


异域扬名的抗战名将


1942年1月,席卷中南半岛的日军将矛头指向了缅甸。他们打算彻底冻结中国人的输血管,同时以缅甸为跳板进军印度,实现和纳粹德国会师中东的计划。



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调停下,中英两国达成共识,中方出3个军到缅甸,与英军一起抵抗日寇,保卫滇缅公路生命线。

国民政府派出了精锐的第5军和第6军,另外一军还未确定。此时,军政部何应钦部长找到了孙立人,询问他是否愿意前去异域远征。


孙立人当即同意。孔祥熙也很高兴,这支部队是他和宋子文的嫡系,他告诉孙立人:“你这一次出国去打仗,要好好地打个胜仗回来,为国家争光荣,也给我们争面子。”



1942年3月19日,在离仰光不到50公里的同古,远征军200师与敌激战。连日本人都承认这是东南亚战争中遭遇到的第一场大的战役。随后发生的仁安羌一战让孙立人名声大振:4月19日,新38师师长孙立人仅率一团,在仁安羌与7倍于己方的日军作战,救


出英军七千余人,被俘传教士、记者约五百人。

在日后的诸多文字中,对这次战役中的孙立人有极高评价,甚至有日军留下1200具尸体仓皇而逃的说法。


以当时实际情况而言,英军并非没有进行抵抗,英军被围后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弹尽粮绝水源被切断,英第一师师长斯高特向第一军团长史利姆中将求助,史利姆只得向中方求援。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命令新38师副师长齐学启率113团就近增援。



此时的孙立人依然以曼德勒卫戍司令身份守城,得知上峰指令后,先是电话给罗卓英请求前往仁安羌,被拒绝后又亲自驱车前往远征军总部,要求带队。在他看来,113团原本就兵力不足,孤身营救风险太高,他不忍袍泽深处险地,另外齐学启是他清华和



留美同学,两人有生死之交。如果他以部队主官身份前往,定能激励士气,增一分胜算。

在此之前,新38师作为预备队一直没能参与一线战斗,反而被陆续抽调去各个战场。



千钧一发之际,孙立人决心抗命,他对罗卓英的参谋长说:“如果参谋长不肯负责,那我自己负责,不过请你明天报告罗总司令,就说按照目前情势,我势在必行。孙子说:‘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不合理的命令不一定要接受,责任问题只有等任务完成之后再来承担。”说罢,他立即驱车去追113团,凌晨4点追上后,拟定作战计划,决心出其不意打出一个漏洞。日军没想到远征军敢先发制人,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阵线冲出一个口子,英军得以突围。



这是远征军出征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因此获得英国帝国司令勋章。

与此同时,他给长官们留下的印象是桀骜不驯,敢于违抗上峰指示。



孙立人打了一个漂亮仗,但是如果因此而夸大仁安羌一战意义,未免有失公允,至于日军遗留1200具尸体一说更不可信。



日本军队极为重视对战死者遗体的保护,即便无法背回尸体,至少也会火化或者割去手指带回祖国。况且以中日两国军队当时战斗力相比,中国军队一个师都无法歼灭日军一个大队,即便精锐如新38师也只是兵出险招,打了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这也是远征军第一次出兵缅甸的最后一个胜仗,此后的斯瓦逐次抵抗、放弃平满纳会战、曼德勒会战,中英盟军屡战屡败。

更可怕的是,日军56师团包抄了远征军的后方腊戍。如果说工人阶级是先锋队的话,这支由本州造船工人组成的师团可以说是日军的精英,得到日军第15军直属的重炮、汽车、坦克部队和第5航空师团的加强,实际战斗效能已经超过两个日军师团。



5月1日,曼德勒失守。

争吵不断的远征军终于到了一溃千里的地步,以当时中国军队的素质而言,战或者能鼓足勇气,而一旦撤退则往往是溃不成军。

远征军总部混乱,甚至有长官为了逃命将道路堵塞,车上装满了从缅甸收缴的药品、照相机等国内紧缺物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立人对袍泽兄弟的爱护:孙率领两个连断后掩护,此时前进路上有一座水泥桥,孙立人过桥后发现英军已经埋好炸药,准备炸桥,此时后面还有新38师一个连队伍。英国军队试图牺牲这一连,早点炸桥逃命,孙立人怒不可遏,用英语痛斥对方,并亲自指挥一个排守在桥头等待后续部队。



为了给英国人施压,他以将军之尊,亲自站在桥上指挥(炸死一名中国将军影响很大),直到确认后面部队全部过桥,才下令炸桥。

在撤退大方向上,他与顶头上司、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产生了分歧。杜聿明主张翻越缅北的野人山直接回国,这一路路途极为艰难,但方向是中国的土地,他可以把部队带回去,好向委员长蒋介石复命。



杜坚持了自己想法,10万远征军健儿第一次出兵缅甸,有一万余名官兵牺牲在战场上,却有5万人死在了回国途中。野人山成了无数中国军人埋骨之地,其中就包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

孙立人综合分析各种情况后决定西撤,他向军委会发电报请示,却没有得到回复。



此时追击的日军拥有重炮和制空权,人数也数倍于新38师。孙立人决心率领部队走林中小路,赶在雨季来临之前撤退到印度。

缅北群山环绕,气温高达摄氏40度,瘴气横行,霍乱痢疾都是常见病。对科学极为重视的孙立人严令部属“饮水必须煮开”,“宁愿饿死、渴死,绝对不准取喝山中生水”。



这种命令既是对科学的崇信,也体现出孙立人人道主义的一面。在他的部队中,最高惩罚只是“记死”,而同时代军队中随意枪毙下属,是家常便饭。



无奈的结局



印度是孙立人名扬天下的起点。

他被授予了更重要的职务,先后担任新一军副军长、军长。在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兰姆伽小镇上开始练兵。这一次,军队有了美军顾问。



美国人充分履行了他们的承诺,先后有七千多名美国军官、士兵、医生在这里服役。美国人在兰姆伽开设了许多军事技术学校,还有专门训练炊事兵的后勤保障学校。



充分的物资保障让中国驻印军第一次在炮火装备上全面超越日军。驻印军的装备标准仅低于美军标准,所有装备和经费均由美国政府承担。



据新一军军医处长薛庆煜回忆,孙立人经常半夜驱车随意前往某个营地,视察战士的睡眠情况,在兰姆伽这个疟疾横行的地方,他主要查看的是战士们蚊帐是否掩好,凡是肢体暴露在外者,他都轻轻推回。第二天他再找有关部队长官进行训斥,要求他们照顾好战士的健康。



孙立人管理军队订下了四条原则——“管理严格,训练严格,人事公开,经济公开”,这在当时国民党部队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他不看重金钱上的得失,尽管他已贵为军长,他的妻子依然住在重庆的尼姑庵里。



兰姆伽集训完毕后,1943年10月,驻印军发起反攻。从印缅边境小镇利多出发,跨过印缅边境,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东地区,建立进攻出发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而后翻越野人山,以强大的火力和包抄迂回战术,突破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最终打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



日军王牌山地师团18师团几乎被全歼,撤退时慌不择路,竟然把师团司令部关防大印都留给了中国军队,这是整个抗战期间日军最狼狈的一次,可见孙立人及中国军队的勇猛。



应该承认的是,新一军以及驻印军的成功与盟军的帮助密不可分,中国军队第一次在火力上压倒日军、掌握制空权、官兵受到最先进训练,这一切都与盟军尤其是美军帮助密不可分。作为一名中国将领,孙立人不但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更利用自己的优势与盟军密切配合,这也是他能够建功于异域的重要因素。



史迪威走了,作为中缅印战区参谋长,他无法与总司令蒋介石合作,奉调回国。临别时他专门写信给孙立人告别:“你已经创立了一个新而有效的国军,有了这个先例,中国可以组织一个使你们自由而强盛的军队,你应该以你的成就自豪。希望你忘记我们之间的以往任何误会和意见的冲突,把我当做你的朋友和中国之友。”



百战之后,1945年1月28日,两支远征军在云南芒市会师,卫立煌和孙立人在畹町终于见面了,并举行了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的通车仪式。至此,中印公路、中印油管(当时世界上最长输油管道)开通,为中国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孙立人也因此被视为抗战名将,被艾森豪威尔邀请赴欧洲考察,对方把孙看成大国军事领袖,给予了极高规格待遇。

在德国时,他与巴顿将军会晤,见到巴顿指挥训斥德军战俘服劳役。


他回国后,就下令日军战俘修建在广州修建新一军纪念碑。

纪念碑上有铜鹰矗立,这是新一军的军徽,铜鹰重约一吨,用炮弹壳加工而成,更难能可贵的是修建费用是新一军官兵自愿捐献的。这在接收广州这座富庶城市后是很难想象的。



这一时刻的孙立人处在人生巅峰。很快内战爆发,在东北战场上,孙立人率新一军曾打得林彪的东野节节败退,但因与顶头上司杜聿明结怨在先,这次在战场上又有矛盾。孙立人被蒋介石免去一线带兵职务,担任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去台湾凤山练兵。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孙立人先后担任陆军总司令和总统府参军长,后因被视作亲美派而遭到软禁。1988年,孙立人被软禁33年后恢复自由,这位与世纪同行的老人已经垂垂老矣。



两年后,孙立人将军去世。

在他死后,这位传奇将军的故事才被一一挖掘,人们得以对这位百战之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孙立人将军被囚禁之前,有3个月尚未失去自由,因工作缘故,常与美军接触,去美军舰上开会,他如果想去美国,不是没有机会,但在他看来这有损人格,没有像吴国桢那样投奔美国。



他遭囚禁后多年没有俸禄,而他治军做官一向清廉,只好让夫人卖水果和玫瑰,他栽种的“将军玫瑰”颇有名气。

在东北短短半年,他在鞍山设立了清华中学,聘请清华大学毕业生,并亲任校董会主席。他出版回忆录后得稿费200万新台币,这对于家用相当拮据的孙来说可谓一笔巨款,他却全部捐给了台湾清华大学做奖学金和助学金。他的4个子女有3位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



孙立人被软禁后,常年受到监视。他的长女孙中平与台湾知名媒体人陈文茜是同学密友。陈文茜打电话时,常有对政府不满的惊人之语,这让孙中平非常着急,惟恐被监听去。孙立人只参加了一个子女的毕业典礼,之前几次提出申请都被拒绝。

孙立人带兵既严格又非常讲究关怀,担任训练司令时,有一次他去训话,恰好赶上倾盆暴雨,他在大雨中讲话,岿然不动,部队也不敢动,训话完毕后,他立刻命令部队烧红糖姜汤,预防大家感冒。



军统出身的潘德辉曾经奉命监视孙立人,却被孙立人的人格所感化。在沈阳时,新一军部队一些高级将领找了几个日本女人,进行侮辱。潘告知孙立人后,孙立即前往现场,用鞭子抽打部属,大骂:“畜生,不是人。”

潘从黄埔军校毕业,浙江人,后来在台情治部门试图从他这里获取不利于孙立人的信息,被他严词拒绝,他也因此毁了自己的前程。当孙立人终获自由时,抱着潘半天不说话,开口后第一句:“潘德辉,你怎么这么傻?”



孙立人虽然留学美国,但深受传统教育熏染,见到家族长辈、甚至年长的平辈都要磕头问好。平反后,民进党派人找过他让他指责国民党当局,但被奉行忠义的他拒绝了。去职之后,孙立人住所天花板和地板都被撬开,但一无所获,没有发现银行存单,倒是他家祖传下来的古董不见了。



他很喜欢“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这支军歌,后来听说成了解放军军歌后才不准唱。

到台湾后陆军待遇不如海空军,孙立人非常不满,要求改善。孙一向看不起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甚至对蒋介石说:“总座,我们可以比啊,国文也行,英文也行,数理化也行,操练也行,作战也行,来比好了!”蒋介石只好说:“孙立人不懂政治。”孙立人一贯认为,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任何党派不应插足到军队中,在新38师和新一军期间,他不许建立国民党支部和发展党员。



《大公报》驻印军记者吕德润有事提前回国,向孙立人辞行时问有什么可帮到的,孙立人让他回国多买一些冥钞,说:“并不是我迷信,只是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达我对为了这场胜利而战死在外国荒山密林中的忠魂的哀思。”说到这里,泪水盈眶,再也说不下去了。


孙立人是安徽人,但在新一军期间,军部八大处长一级师团长却无一安徽籍。他随身携带小笔记本,视察时将部队长表现一一记下作为日后奖罚依据。



2011年3月,时隔56年之后,台湾“监察院”公布了孙立人调查小组报告,原件显示认定孙立人“无叛乱意图”。历史终于还了他一个清白。



应了死之前医生记录下他的最后一句话:“我对得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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