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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荐|戴燕:陈寿的“旧君故国之思”

黄灿然小站2019-01-16 03:11:53



《三国志》讲义引言



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结束了汉末以来“合久必分”的历史。这一年,陈寿(233297)四十八岁,他从成都到洛阳,已经有十多年。泰始四年(268),原来的巴东太守罗宪有机会向晋武帝推荐他认为应该得到聘用的蜀人,名单中就有陈寿。陈寿就这样进入西晋王朝,举孝廉、为平阳侯相、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由于他在著作局的时间较长,能够接触到魏、蜀、吴三国的档案文献以及相关书籍,因此才有条件写出总计六十五篇的《魏书》《蜀书》和《吴书》。


陈寿是蜀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出生在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的,这是刘禅继位的第十一年,也是蜀建国的第十三年。他两岁时,丞相诸葛亮死在汉中,接替诸葛亮的,陆续是蒋琬、费、姜维等。陈寿早年为姜维丞相主簿,还做过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都是文职。当他二十五岁前后,蜀后主任用宦官黄皓,姜维奈何不得,驻守沓中一去不还,陈寿不愿附和黄皓,因此度过了一段黯淡的岁月。而这一情形也并未维持太久,炎兴元年(263),魏军南下,蜀后主毫无抵抗,一夜之间就成了亡国之君。


这是在陈寿而立之年发生的一场重大变故。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在他心里有过怎样的震荡?


清代最负盛名的学者王鸣盛曾说:“计蜀亡之岁,寿年已三十有一,旧君故国之思,最为真切,具见篇中,可一一寻绎而得之。”(《十七史商榷》卷三九“陈寿史皆实录”条)他认为陈寿伤悼故国旧君的心情,都可以在《三国志》字里行间看到。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蜀志·后主传》在写到后主向邓艾递上降书、邓艾接书大喜时,忽然插进一笔,讲当天后主的儿子刘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寥寥数字,把皆大欢喜底下的一点血腥气,就这么给挑了出来。《蜀志·姜维传》写到姜维那时正在剑阁与钟会对峙,一面等待后主的决定,是固守成都还是东入于吴,又或南下建宁,最后等来的却是缴械命令,他的军队只好“投戈放甲,诣(钟)会于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砍石”。拔刀“砍石”而不是拔刀“向敌”,两个字的差别,也泄露出蜀军将士的悲愤满怀。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描写,都表现出蜀人在这一历史转变时刻的挫败感、屈辱感,如果没有同样深刻的体验,陈寿恐怕也很难捕捉到这样的细节。


因此,当他后来身居洛阳,编写三国史时面临的一个难题,便是如何在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书写中,融入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在故国与新朝、过去与现在之间,做出自己的评断。对于一个史家来说,这几乎又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不曾遇到这样的问题。



蜀景耀六年(263),魏国大将邓艾、钟会、诸葛绪率军数道并攻,后主刘禅无力抵抗,似乎只剩下借改元换运气这一招,便匆匆忙忙改了“炎兴”的年号。可是没过几个月,邓艾就攻下绵竹,眼看要到成都,这时,听从光禄大夫谯周(201270)的建议,后主“舆榇自缚”,自己抬着棺材向邓艾请降去了,请降书中还写着:魏的“天威既震”,蜀“敢不革面,顺以从命”?蜀军投戈释甲,仓房府第也完好无损,现在都交给“王师”,只希望“百姓布野,余粮栖亩”的局面,得以保全。


对于不战而降一事,陈寿的评价是:“刘氏无虞,一邦蒙赖,(谯)周之谋也。”(《蜀志·谯周传》)以为蜀能躲过生灵涂炭这一劫,功劳全在谯周。而在大兵压境之下,提议以投降换和平的谯周,正是陈寿的老师。


在《蜀志》里,陈寿为谯周写了一篇很长的传。谯周是巴西西充(今四川省南充市)人,受诸葛亮提拔,为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官至光禄大夫。陈寿形容他是一个“家贫未尝问产业”“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的纯粹学者,经史方面的成就可比董仲舒、扬雄一流大学问家,并不直接参与政治,可是“以儒行见礼”,也常被官方顾问。《谯周传》所记载他的四篇上疏和廷论,都是针对时局发言。


这些上疏和廷论,表现出谯周在政治上认同的还是汉王朝,他认为三国就像西汉末王莽时代,汉家历运中衰,正等待汉光武帝刘秀那样的人出现,“再受命”。他把希望放在后主刘禅身上,当后主守完三年父丧,他劝其削减乐宫和后宫经费,讲的就是刘秀如何“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而“以弱为强”、终成帝业的道理,当魏军迫近,他劝后主不要去“南方远夷之地”避难,也是拿刘秀当年不因王郎在邯郸称帝就远走长安、失去民心,作为理由。


他还认为三国鼎立,蜀、魏“传国易世”到了第二代,就好比周朝后期,“实有六国并据之势”。六国并据,就与秦末的“豪强并争,虎裂狼分”不同,因此他也反对刘邦式的“仗剑鞭马而取天下”。他说蜀国要“以少取多”“以弱毙强”,只有学周文王“养民”、勾践“恤众”,学汤武之师的“不再战而克”,而不是“军旅数出、百姓凋敝”(《仇国论》)。


至于他阻止后主最后往南中避难,也不同意向东吴求援,则是由于他知道,第一,南中曾经在诸葛亮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屈服,但那是暂时的,并不代表他们真心服从,有诚意接纳。第二,“大能吞小”,也就是说“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是势所必然,与其降吴后还要降魏,“再辱之耻,何与一辱”?在最后的上疏中,他还说:


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


这里提到尧、舜见自己儿子不成器,便传帝位给贤良的舜和禹,又提到殷纣王庶兄微子见“纣不可谏”,便归顺周武王,获封于宋。讲这两个故事,当然是为了安抚后主,说明降魏就等于尧、舜的禅让与微子的从善如流,是万不得已中最好的选择。


后主投降后,果然以“爱民全国”获魏封安乐乡公,举家迁居洛阳,食邑万户,奴婢百人。谯周也因“有全国之功”,获封阳城亭侯。



蜀后主后来又见到魏晋禅代,在洛阳,活到泰始七年(271)。谯周则是泰始三年(267)奉召到洛阳,三年后去世。在他去世前一年,陈寿返乡,去向他告别。谯周说:孔子死于七十二岁,刘向、扬雄死于七十一岁,我年过七十,恐怕也无缘再见面。陈寿说谯周能预知自己的死期,是“以术知之”。


陈寿说的“术”,即数术,是古人通过天象、气象、物候等的观测,推断人事吉凶的一套办法。这一套办法,在汉代极其流行,也极其复杂,《汉书·艺文志》有“数术略”归纳这方面的书籍,就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五花八门,现代考古也发现在当时的书籍里,这一类几乎占了最大宗。三国时代的蜀地学者,见于《三国志》记载的周群、张裕、杜琼等人也都很擅长这一套,私底下,根据《春秋谶》的“代汉者当涂高”,他们早就在议论“代汉者当涂高”指的是魏,因此对蜀国的前景并不乐观,只不过在诸葛亮的蜀国,官方对这一套兴趣不大,“灾异靡书”(《蜀志·后主传》),这些舆论大概只是在蜀地“乡党学者”之间传播(《蜀志·周群传》)。谯周就是从杜琼那里学到这套方法,举一反三,“由杜君之辞而广之耳”,不仅准确预见了司马昭的死期和他自己的死期,还根据刘备、刘禅父子的名字,说“备”就是具有、“禅”就是授子,推测出蜀国的命运,必定是建于刘备而终于刘禅。景耀五年(262),宫中有大树突然折断,他又据以推定曹魏的运势不可阻挡,蜀国则已走到尽头,于是公开声称:“众(预示‘曹’)而大(预示‘魏’),期之会,具而授,若复何?”(《蜀志·杜琼传》)


从语言文字或自然现象中看到这种政治性暗示的,又叫“谶”。谶的依据,是建立在政治与天意具有相关性的认识上,视天子及王朝的合法性为“天命所授”。谶纬之学在汉代特别是东汉也很兴盛,借助“阴阳五行”原理,汉代人还创造了一种叫做“五德终始”的学说,讲的是天子必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譬如黄帝土德、秦始皇水德,才表明上天赋予了他某种神圣性和权威性。土德衰,木克土,而木德起,水德衰,水生火,而火德起,自五帝以来的一个又一个王朝,就是按照这样金木水火土的顺序,循环往复、周而复始。顾颉刚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把汉儒制造并利用“五德终始说”的来龙去脉讲得相当清楚,说明它既是一种通往未来的政治学说,也是一种解释过去的历史理论。


谯周撰有二十五卷的《古史考》,主要是针对《史记》记载的周秦以上历史加以考辨,书已经亡佚,但有不少片段保留在《史记》三家注里,现存尚有清人辑佚的一卷本,显示他在古史方面学问很深,也显示他受到“五德终始论”的影响。据唐代刘知几说,他曾有意立异,将司马迁所写李斯遭秦二世斩,改为“秦杀其大夫李斯”(《史通·模拟》)。称秦的宰辅李斯为“大夫”而非“丞相”,意思就是秦还没有“变诸侯为帝王”,而否认秦始皇父子已经成为天子、否认秦朝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它的正统性,正是过去一班汉儒的想法,他们说汉代火德是周代木德所生,汉应该直接上承于周,秦以水德介乎周、汉之间,因此享国不久。谯周的历史观,可能就是受到他们影响,他也相信王朝的命运是由天命所决定。因此,他曾说:“《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蜀志·谯周传》)意思就是必须要了解存亡得失的天下大势,了解这一大势,才能理性地顺应它的变化。他是这样看待历史,也是这样看待现实。


在谯周的时代,无论蜀或吴,又或魏,“五德始终”仍是很重要的政治学说。当汉献帝禅位于魏文帝的时候,除了有“代汉者当涂高”这样的谶言四处流传,就是汉献帝自己,也对魏文帝说了一通“汉道陵迟”“天之历数在尔躬”之类的话。汉献帝亦曾援引历史上的故事,说:“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魏志·文帝纪》)拿尧的让位于舜来比喻自己的退位,这跟谯周说服蜀后主投降时讲的一番道理,实在异曲同工。



谯周年轻时,据陈寿说,还曾向广汉绵竹的秦宓(?226)问学,并记录下他的谈话,作《春秋然否论》。


秦宓在诸葛亮时代官至大司农,不仅才华出众,号为“一时之才士”,更有很深的蜀地情结。他曾说:“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意思是蜀有巍峨的岷山、奔涌的长江、丰饶的大平原,带来沃土千里,深受上天的眷顾。他又说:“禹生石纽,今之山郡是也。昔尧遭洪水,鲧所不治,禹疏江决河,东注于海,为民除害,生民以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禹生石纽,据李学勤说,是从“大禹出于西羌”的传说而来(《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如《史记·六国年表》已说到“禹兴于西羌”,《蜀王本纪》则说是“禹本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而秦宓之所以强调禹出生于蜀的山郡,自是要表明蜀地不仅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生活富裕,蜀人中还有禹这样杰出的祖先。


秦宓还认为蜀地的先贤人物,过去只重视扬雄曾经推荐的严君平、李弘,这是不够的,应当增加司马相如、扬雄,这四个人,都值得为他们建祠堂。因为扬雄本人和他的著作影响力巨大,“邦有斯人,以耀四远”,司马相如对于“蜀学”之建,“比于齐、鲁”,也有很大贡献,他为汉武帝封禅大典制礼作乐,更是董仲舒都不曾有的荣耀。


在《蜀志·秦宓传》里,陈寿又特别提到“初,宓见《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帝系》是《大戴礼记》中的一篇,《大戴礼记》相传为西汉时的戴德所编,保存了不少汉代关于礼的资料,其中《帝系》叙说上古帝王的世系,是以轩辕黄帝为首,下面依次为黄帝产玄嚣、玄嚣之孙为帝喾,黄帝又产昌意、昌意娶蜀山氏而生颛顼,颛顼第五代孙为舜,帝喾之上妃姜原产后稷、次妃简狄产契、次妃陈隆氏产尧等等。而对于从黄帝到帝喾至于帝尧、从黄帝到帝颛顼至于帝舜的这样一个所谓“五帝皆同一族”的系谱,秦宓是如何“辨其不然之本”,现在已经无法知其详,但是《大戴礼记》中的这一篇《帝系》与另一篇《五帝德》既为《史记·五帝本纪》所本,谯周在向秦宓问学之后,针对《史记》写下《古史考》,想必他是接受了秦宓的观点。


“五帝皆同一族”,是汉代大一统以后更被强化的观念,它说的是华夏民族出于一个祖先,突出的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同一性,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的表述,就是“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但是,在五帝的这一系谱里面,由于黄帝之子昌意是与蜀山氏即蜀的妇女结婚生下颛顼,如《大戴礼记·帝系》说黄帝娶西陵氏之子,“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史记·五帝本纪》亦称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颛顼,因此,一方面可以说在颛顼的身上,就有了蜀人的基因,蜀和中原血脉相连,早已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如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还说蜀人也是黄帝的后代:“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邪?”而另一方面,也证明蜀原有独立的起源,华夏民族来源复杂,从一开始,它的同一性就是建立在多元性的基础之上的。


《史记》按照《帝系》,说禹是颛顼的孙子、契是帝喾与有戎氏女简狄所生、后是帝喾与有邰氏女姜原所生,而禹、契、后稷分别是夏、商、周的祖先,也就是说三代统出一源。在《史记·夏本纪》中,禹的最大贡献,又被描绘成是继承尧、舜的事业,“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而令夏王朝“九州攸同”“声教讫于四海”,可是,在陈寿撰写的《蜀志·秦宓传》里,却可以看到秦宓特别指出夏的始祖禹是出生在蜀地,他于这一点似乎特别感觉荣耀,显示他对蜀有强烈的认同。据说谯周作《蜀本纪》,也因循其说,以为“禹本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蜀志·秦宓传》裴松之注引),可见在对蜀的认同方面,他和秦宓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谯周“为世硕儒”,在蜀曾掌管教育,门弟子不少,据《晋书》就可知有陈寿、文立、李虔、罗宪、李密、杜轸等,当时还有“(文)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的说法。


蜀亡国后,他的这些弟子陆续都被魏、晋叙用,跟随时代的大潮翻卷。如巴郡临江人文立,入晋后拜济阴太守,官至散骑常侍。他曾上表晋武帝,要求起用“流徙中畿”的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蜀人后代,“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晋书·儒林·文立传》),都如愿以偿。还有像成都人杜轸,入晋后在南北各地任职,均有建树,为建宁令,“夷夏悦服”,为池阳令,“百姓生为立祠”,官至尚书郎(《晋书·良吏·杜轸传》)。其中比较特殊的是罗宪,他在蜀时已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亡国前,正当巴东太守并都督巴东大将军副贰,那时成都已失守,他在永安城,却还与趁势袭击的吴军激战,蜀亡后,因此获魏封侯,泰始三年,又进位冠军将军、假节。翌年,在华林园的宴会上,由于晋武帝问到“蜀大臣子弟、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他开列出一个十来人的名单,其中就有杜轸,也有陈寿(《蜀志》卷十一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与陈寿经历最为接近的,是犍为武阳(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李密。李密在蜀时为从事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因“有才辩”,还常出使东吴。泰始初年,晋武帝诏他为太子洗马,他以奉养九十六岁的老祖母为由上表请辞,上表中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恭维话,让武帝龙心大悦,特许他奉养祖母,而先不到官。他的这封请辞表,也叫《陈情表》,后来被收入《文选》,作为经典文学,一直到清人编《古文观止》,仍加收录。而在这篇上表里,李密既谈到自己“少仕伪朝”的经历,也自称“亡国贱俘”,他这种自我审查、自行贬低的姿态,多少反映出蜀的亡国,对蜀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政治事件,还迫使他们要重新检讨自己的历史,并接受蜀国并不具有合法性的观念,蜀国的历史是一段不被承认的历史。


后来李密也到了洛阳,司空张华问他对蜀后主的看法,他说就像齐桓公,用诸葛亮能抗魏,用黄皓能丧国。张华又问他诸葛亮“言教何碎”,他说:如果是舜、禹、皋陶在一起谈话,自然简雅。可是《大诰》不也琐碎?因为它记的是周公对普通人的谈话。诸葛亮谈话的对象水平都不高,他的言论被记录下来,当然就很平常琐屑(《晋书·孝友·李密传》)。


泰始十年(274),陈寿整理编定《诸葛氏集》,在《诸葛氏集序》中,他也提到有人批评“(诸葛)亮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他同样是拿《尚书》里的《皋陶谟》和周公《大》做对比,说前者“略而雅”、后者“烦而悉”,是由于“皋陶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谈话对象不同,语言风格也便不同,诸葛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面对众人凡士,又能讲什么高妙的道理?“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


《三国志》编写在前,《晋书》编写在后,相同的说法,出自陈寿和李密两个不同人之口,也许是后来《晋书》的作者张冠李戴,把属于陈寿的记录搬到了李密头上。不过,这两个人在很多方面确有共通性,对诸葛亮,大概也有同样的看法,值得注意的倒是他们极尽维护的态度,表现出面对“上国”,蜀人仍有很强的自尊心。



陈寿的传记,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与唐代房玄龄等编写的《晋书》。根据其中两篇《陈寿传》的记载,恰如谯周所预见,陈寿“以才学成名”,可是一生并不顺遂。早先他遭人举报在父丧期间让侍婢制药,在蜀国就受到舆论谴责,他也曾以奉养老母为由辞去长广(今山东省莱阳市等地)太守,可是后来却又因母亲死后将她葬在洛阳,并没有归乡,再遭到谴责,两次都影响到仕途。


不过,他跟谯周学习历史,在蜀国已做过史官,泰始四年(268)后入晋,得到位高而又博学的张华赏识,加入著作局,终究人尽其才,并由此收获他人生中最大的成就。首先,是在泰始十年编定《诸葛氏集》(又名《诸葛亮集》),然后,是在吴亡而“天下一统”的太康元年(280)到太康六年(285),编写出魏、吴、蜀《三国志》(参见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直至晋惠帝元康七年(297)他死以前定稿。


这前后大约十六七年,如果从何进与袁绍召来董卓、谋诛宦官,从此“京都大乱”算起,差不多就是汉末以来将近一百年里最安定的一段时间。经过六十年的三国分裂,统一的西晋王朝也迎来它的黄金时代,就像稍后干宝在《晋纪总论》中的描述:“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陈寿二十多万字的《三国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而等到陈寿去世,事实上,距离“天祸晋邦”(惠帝语)又已经不远。不久,江统就在他著名的《徙戎论》里发出“四夷之中,戎狄为甚”的警告,索靖也带着“会见汝在荆棘中”的担忧与洛阳宫门的铜驼告别。陈寿死后十年,晋惠帝便死于“八王之乱”,随后晋怀帝、晋愍帝也相继死于永嘉之乱后的“天下崩离”中,而整整二十年后,当晋元帝在从前东吴的首都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原来为西晋所有的北方大部,都变成为“胡族”相争之地,短短三十余年的西晋“大一统”彻底结束,中国又再一次陷入更长久的南北分裂当中。


《三国志》的编写,因缘际会,恰好是在西晋“大一统”的年代完成。


正是由于有政治上的统一,才有重建“大一统”话语的要求,要求文化上也实现东西南北的合流。于是在这个时代,既有像年轻的诗人左思写下《三都赋》,以魏、蜀、吴三国的首都为题材,实际讲述“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陲为襟”而“榷惟庸蜀与鸲鹊同巢,句吴与蛙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的道理,也有来自蜀国的陈寿写下《三国志》,叙说魏、蜀、吴三国的历史。而三国历史的叙述,在政治“大一统”的前提下,势必也要像《三都赋》写到西蜀公子、东吴王孙最终都被魏国先生折服,心甘情愿地接受“日不双丽,世无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的现实,而显示从魏、蜀、吴各自独立到西晋统一的历史脉络。


值得注意的是,若非从三国分立走向统一,无论在观念还是在技术上,都很难想象会有同时书写三国史的必要,也很难想象会有基于丰富史料来全面把握三国史的可能。当然另一方面,立足于统一的西晋回看三国历史,从新朝看故国,也不是简单地忠实于故国历史就能够满足,最重要的,是要把故国历史、把三国各自演化的历史,按照新朝的观念,编入一个大一统的新的体系。


从故国到新朝,从分裂到统一,不要说观念上的颠覆和更新,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遭遇的困境也相当不少。


太康元年,东平王相王昌就遇到一个事关礼律和人情的难题。他父亲王毖原来住在长沙,有妻子儿女,“汉末使入中国”,刚好“吴叛”,回不去,便留在魏王手下,从此与妻子儿女“死生隔绝”,后来娶了王昌母亲。西晋“江表一统”后,王昌得知他父亲的前妻即他的前母已死,以为应该去替她服丧,他的上司东平王楙便提出这个案子,根据《晋书》的记载,在当时就引起一场关于礼的大讨论,博士、大臣及诸王纷纷表态。有人认为王毖先后娶两个妻子,是不得已,并非道德有亏,他的两个妻子,也该享有同等待遇,可是有人却以“礼不二嫡”为由反对,说王毖“更娶之辰,是前妻义绝之日”,假定他们三人都在世,也是不可能任由“二嫡专堂,两妇执祭”的,怎么能对他两个妻子一视同仁?陈寿当时为著作郎,他也就此发言,主张“礼无二嫡”,已经明白交代不能让两个都得到妻子同等待遇,但是如果王昌的父亲和他两个母亲都活着,便也不能无视他前母的存在,当然,若是王昌的父亲带了他的前妻之子到中原,前母去世,便要按照“出母”亦即母亲被离婚的规矩去做,问题是王昌的父亲从来“无弃前妻之命”,那么,王昌的异母兄长自然是要替他母亲服丧的,王昌则“无疑于不服”。


这是西晋灭吴以后,发生在过去吴人身上的个案。正如当时人所说,“礼为常事设,不为非常设也”,像这样“夫妇殊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是在三国分裂的“非常”时期造成的(《晋书·礼志中》),并不能按照常规去理解、去处置。而正是因为有从蜀到魏再到西晋时代的首都洛阳的经历,这种地理上的迁徙和时间上的推移带来的特殊体验,让陈寿能够体会到王昌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历史造成的复杂的家庭遗产,而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刻,个人是何等的无助和渺小。当然,他更清楚地知道,历史就是历史,过去就是过去,今天的人实在不必为过去负责,“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所以,他认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案,就是承认历史,更尊重现实。



作为谯周的得意弟子,正如谯周以及秦宓都有很深的蜀地情结,陈寿的“旧君故国之思”,他的乡土之情,恰如王鸣盛所说,都掩埋在《三国志》的叙述当中,从他还专门为蜀人写有《益部耆旧传》也可以看出来。不过,自从东晋的习凿齿发表《晋承汉统论》,主张“以晋承汉”,反对“虚尊不正之魏”,认为“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实际是“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对陈寿的《三国志》,渐渐地就有了一种批评的声音,说他一个蜀人,却处处站在魏的立场,不为故国张目,让人看了不舒服。如唐代的历史评论家刘知几,就特别重视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把魏武帝当作“篡逆”、称蜀亡即汉亡的写法,评价他“以魏为伪国”,乃是“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史通·探赜》)。


持这一观点而影响最大的,是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本来是依据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而编写,《资治通鉴》写三国历史,采取的是魏的年号,表示魏为正统所在,然而朱熹认为“三国当以蜀汉为正”(《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五),到了《资治通鉴纲目》,统统改为蜀汉纪年。而这一做法,居然得到后来如元代赵居信的大加赞扬,称“一旦《通鉴纲目》之书出于千载之下,褒贬笔削,善恶俨然,向之讳诬之说,洗涤无疑,千载不平,一时净尽”(《蜀汉本末序》)。明清时代有名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也曾说:“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读三国志法》)


“正统”这个观念,传统史家看得很重,尤其当分裂时代,更是要争正统,也就是要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所以南宋的洪迈说“晋魏以来,正闰之说纷纷”(《容斋随笔》),意思是讲东晋南北朝以来,对于谁是正统,讲究得最厉害。这样,在历史叙述尤其是分裂时代的历史叙述中,便有了“正”与“不正”的区别,代表对历史的是非、善恶的评判,故欧阳修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正统论》)


陈寿之为后来人诟病,主要就是他没有在《三国志》里替蜀国争一个正统。没有替蜀国争正统的表现,过去人又总结为大体两点:一是《三国志》中,只有《魏志》设了“纪”,分别为《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和《三少帝纪》,《蜀志》写刘二牧(刘焉、刘璋)、先主刘备、后主刘禅,都只称“传”,《吴志》写孙破虏讨逆(孙坚、孙策)、吴主孙权、三嗣主孙亮,也称“传”,这显然是对刘备父子不尊重。因为当时的史书主要有两种体例,一种是《春秋》式的编年体,一种是《史记》式的纪传体,由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是以个人传记为中心的,为体现人物的地位不同、身份各殊,他把帝王传都叫“本纪”,贵族和大夫传叫“世家”,普通人的传才是“列传”。班固的《汉书》也沿用了这个体例。陈寿模仿《史记》《汉书》的写法,他对人物的评价包括支持这种评价的历史观、价值观,也就通过他对纪、传的分配传达出来,这就是说魏是正统所在,蜀、吴都非正统。《蜀志》又不像《魏志》那样,第一个写的就是魏武帝曹操,它还是以刘焉、刘璋为卷首,所以刘知几就曾怀疑它“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史通·编次》)


二是古时称天子死为崩,诸侯死为薨、殂,不同称谓,显示尊卑有别。《三国志》写曹操、曹丕、曹睿之死,都说是“崩”,写孙策、孙权之死,为“薨”,写刘备之死,则是“殂”,而刘禅之死是“薨”。这些用字,代表了陈寿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不同定位,于刘备、刘禅自然也很不公平、不尊敬。


这是过去人对陈寿的批评。当然也有人为他辩护,譬如清代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四库馆臣就讲,陈寿身为晋武帝臣下,这样做,是迫于时势,“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后来梁启超的《论正统》也是发挥这个观点,认为陈寿如果不以魏为正,就等于是在挑战继承了魏的晋的合法性:


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


现代人已经不大会基于过去的正统观责怪陈寿,相反,很多学者都出来替他平反。金毓黻就指出陈寿以三国史并列分署,来表示三国的鼎立,而不是像《晋书》的那种办法,譬如只写一个“魏书”,将蜀、吴都以“载记”的形式附录其下,已经是表现出他虽未帝蜀,也未尝尊魏的立场(《中国史学史》)。还有人考究得更仔细,他们注意到在《三国志》里,对孙权、孙皓,始终是称“权”“皓”,而对刘备、刘禅,却是称“先主”“后主”,刘备的夫人也叫“皇后”,这一类“春秋笔法”,也证明了在陈寿心里,旧君仍是旧君,故国仍是故国。



传统史书,既能够通过体例、笔法来传达作者的褒贬、爱憎,而事实上从《史记》开始的纪传体史书,承袭《左传》的“史臣曰”,在各篇纪传的末尾往往也加一段史评,在《史记》中叫“太史公曰”,在《汉书》中叫“赞”,《三国志》叫“评曰”,与纪传本身需要比较严格地遵循史料不同,这些评论表达史家的立场、好恶更加明确。


譬如在《魏志·武帝纪》的“评曰”,陈寿就这样写道: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统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


通篇是对曹操过人才能以及豁达心胸的赞美,没有一个字的贬损。如果与《董二袁刘传》的“评曰”合起来,同时来看陈寿对汉末其他豪杰之士的评价:


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为之有也。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袁绍、刘表咸有威荣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


不要说董卓、袁术不堪比较,就是原本基础雄厚的袁绍、刘表,也有致命的缺陷,袁绍名声很大,实际也不如项羽,而这也就是曹操能够在中原之地力克群雄、脱颖而出的原因。


在这个大的局面之下来看刘备。《蜀志·先主传》的“评曰”说: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对刘备的评价,主要是比照曹操,因为这两人是蜀和魏的实际开创者。陈寿赞扬刘备“知人待士”的热诚堪比汉高祖刘邦,举国托孤给诸葛亮也是前所未有的壮举,他个人又有折而不挠的毅力和不为人下的勇气,但是,他也承认刘备的“机权干略”不及曹操,拥有的地盘更无法相比,并且他以为刘备对此也有自知之明,所以选择避害而不是正面与曹操交锋。


至于孙吴,在《吴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评曰”,陈寿说:


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然皆轻佻果躁,殒身致败。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


在《吴主传》的“评曰”,又说: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凌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比起对待曹操和刘备,一个晋之先行魏的奠基人、一个故国先祖,如果说对孙坚,他尚能网开一面,可是对孙策和孙权,他劈头盖脸的批评就要尖锐得多。尤其是对孙权,在两篇传的“评曰”中,接连斥责他心狠手辣又疑心太重,越到晚年越变本加厉,最后废太子、立少子而致吴亡,措辞之激烈,使后来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都看不下去,纠正他说:“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孙)皓。”


上述关于汉末群雄及三国第一代领袖人物的评价,既包含了陈寿对于三国历史局面之形成的分析,也表达了他的认同,首先就是对吴的绝对否定和排斥,其次是对蜀的既肯定又反省,然后是无条件地服从魏。


这一态度和立场,也表现在他对亡国之主的评价中。如《蜀志·后主传》的“评曰”说:


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吴志·三嗣主传》的“评曰”也说到孙皓:


皓之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其荧惑、巫祝,交致祥瑞,以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圣之德,犹或矢誓众臣,予违汝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


事实上,先是刘禅舆榇自缚降于魏,为安乐公,泰始七年死于洛阳,十五年后,再有孙皓舆榇自缚降于晋,为归命侯,太康五年(284)也死于洛阳,一前一后,都是亡国之主,可是陈寿对于他的故国后主,还是比对孙吴的末代皇帝要客气很多。蜀后主时代,由于前半程是诸葛亮主政,论功过,理应由诸葛亮分担,这不奇怪,然而后三十年,也是陈寿自己所经历,在这里,却仅仅以“自亮没后”“优劣著矣”一笔带过,笔法减省、笔触温柔,大有“臣为君讳”的风度。与此成为强烈对照的,是在抨击孙皓对吴施行暴政、使人人自危、罪该“腰首分离”时,陈寿落笔毫无顾忌。令陈寿在评论中态度如此反差的,除了作为晋人的他,对于为晋所灭的吴,实在有一种轻蔑和敌视之外,不能不说眷恋故国的情感,也起了很大作用。新朝与故国,当面对吴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又合为一体。


在这里,他是一个蜀人,也是一个晋人。



在《魏志·三少帝纪》里,陈寿写了魏的最后三个皇帝曹芳、曹髦、曹奂,用的仍是“纪”体,然而写的却是“齐王”“高贵乡公”“陈留王”,都不称帝。“评曰”中说:


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若适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陈留王恭己南面,宰辅统政,仰遵前式,揖让而禅,遂飨封大国,作宾于晋,比之山阳,班宠有加焉。


这一段评论,最重要的是涉及了魏晋禅代,即魏国的结束和西晋的建立。魏的最后一个皇帝曹奂,不是像刘禅、孙皓那样舆榇自缚,或降于魏,或降于晋,他是“揖让而禅”,把皇帝的玺绶册子交到晋王司马炎手里,然后“作宾于晋”,变成陈留王。整个过程,陈寿说“如汉魏故事”。汉魏故事,指的是汉献帝禅位于魏王曹丕,魏王登基而为魏文帝,汉献帝则变成山阳公。陈寿又说,陈留王在晋得到的待遇比山阳公在魏时要好,这是暗示晋更有道德。


从汉魏禅代到魏晋禅代,中间隔了四十五年,后来成为晋武帝的司马炎与后来变成陈留王的曹奂,都没有经历过汉魏禅代,不过由于曹奂的父亲燕王宇是魏文帝的异母弟,也是魏明帝最亲密的伙伴,发生在父亲那一代的“汉魏故事”,曹奂不至于茫然不知,而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就参与过此事,司马炎对此也不会感到陌生,因此,由这两人“仰遵前式”演出的“陈留王恭己南面,宰辅统政”一幕,在当时,既不是什么新的创举,自然不会有惊心动魄的场面。就像传说中的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的名义进行的政权转移、王朝更替,在魏晋时期,已经是一种新的常态。


蜀的亡国,正在魏晋禅代前夕。当时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还在,他表彰谯周“有全国之功”,召其到洛阳,而就在前往洛阳途中,谯周预见到司马昭的死亡,他用谶语告诉刚从洛阳回来的文立:“典午忽兮,月酉没兮。”果然,事不出其所料。陈寿在《蜀志·谯周传》里记下了这一细节,表明在魏晋禅代前后,谯周和他的学生们对于洛阳的政情,都极为关心。


在《魏志·文帝纪》里,陈寿写下过汉献帝持节奉玺绶禅位时,对魏王所讲“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天之历数在尔躬”“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等一席话,意思是上天眷顾有德之人,你我只能顺应天命。这跟谯周说服刘禅投降时讲的“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是同一个道理。身为谯周的学生,陈寿也是在这样一个知识和逻辑系统里面,有同样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因此他不但记录下汉献帝的话,还配合这番说辞,写下“初,汉熹平五年(176),黄龙见谯”的天象,预示“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至四十五年,“黄龙见谯”,便是魏文帝登基。再等到下一个四十五年,“襄武县(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着黄单衣,黄巾,柱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这就发生在陈留王禅位前不到半年,诸如此类的很多迹象都表明,“天禄永终,历数在晋”(《魏志·三少帝纪》)。


陈寿是相信从过去到现在,诸如刘备跨有荆益、汉魏禅代、蜀降于魏、魏晋禅代以至“暗劣偷安,未喻天命”的孙皓降晋等,一系列发生在汉晋之间的历史变化,都是天命所授。尽管讲到孙权,他能骂得咬牙切齿,可是在《吴志·吴主传》里,他也没有忘记随时写下“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这样的祥瑞或灾异之兆。他把刘焉、刘璋的失败,也归结为“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认为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刘璋“据土乱世”,都是欲望过多,超出了天命授予的范围。而他对诸葛亮最不以为然的一点,也是说诸葛亮太不在意保留蜀国这方面的官方记录。


所谓天命,即由汉家一统到三国分立、由三国分立到西晋统一,由后世小说家来说,便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陈寿这里,也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和现实。



不可改变的历史和现实便是,如果说魏是从魏武帝开始,就有了君临天下的合法性,那么晋的合法性,在陈寿看来,也是从司马宣王受命辅佐齐王到齐王被司马景王废除的时代,就开始建立。司马宣王即司马懿,在《三国志》里,除了《蜀志·后主传》写到诸葛亮与其在汉中对阵时,提到过“司马懿”这个名字,其他地方都写的是“司马宣王”,他儿子司马师为“司马景王”、司马昭为“司马文王”。这是由于魏陈留王登基不久,就封了司马昭为晋公、晋王,同时追命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陈寿就是按照这个规矩来称呼的,这也是晋朝初年的规矩。


陈寿写司马宣王、司马景王之死,因此也都称“薨”:《魏志·三少帝纪》),写司马文王之死,则称“崩”(《蜀志·谯周传》)。反过来,高贵乡公之死,却为“卒”,陈留王是“终馆于邺”。这一连串用语,也等于宣布魏的正统,大约在曹芳“归藩于齐”的时刻,就转移到了司马氏手中。


日本的小林春树曾以《汉书》和《三国志》作比较,指出为了维护汉代的正统性,班固的办法,就是拼命强调汉是一个永不衰亡的神圣王朝,可是陈寿不一样,他已经见过汉代的衰落及其禅让的不可避免,深知魏也与汉一样,有兴便有衰,不可能不朽,因此他也就成了一个冷眼旁观的人(《三國志の王朝観──〈漢書〉との比較をセンターとして》)。这话说得很彻底。就个人经验来看,陈寿经历过的政权转移、朝代更迭不止一次,所谓兴亡继绝,都已看惯,也许确实因此不会再那么执着于王朝永固的观念。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于晋武帝太康年间撰写《三国志》时,距离蜀的亡国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这过去的二十年里,魏也亡,吴也亡,天下一统,他自己早做了晋人,当他在西晋洛阳回顾历史,魏、蜀、吴一样地都成了前尘往事。


更何况以一个晋人的立场,陈寿认为晋的历史,从司马懿时代就已经开启,那么魏的亡国,似乎更在蜀以前。在他那个时代,早已没有什么“蜀魏之争”,问题只在于是认同晋还是眷恋蜀。


十一


《三国志》撰成之初,在陈寿生前,就有张华、荀勖,陆机等不少人看到,好评如潮,张华还因此决定把晋朝国史的修纂托付给他:“当以《晋书》相付耳。”但不幸元康七年(297),经过几年仕途上的挫折,还来不及到太子中庶子任上,他就在洛阳病故了,终年六十五岁。


陈寿去世的消息一传出,范頵等人联想到汉武帝曾在司马相如弥留之际,派人去取他的遗书,其中就有关于封禅的极为重要的意见,便立刻上书,称《三国志》很有价值,“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应该赶紧去采录。于是,晋惠帝责令河南尹、洛阳令叫人到陈寿家里去抄写,这样,《三国志》也就成了一部官方认可的史书。在陈寿以前或者与他同时,其实还有不少人在写魏、蜀、吴三国历史,现在还能知道的,就有魏国的荀觊、阮籍、傅玄、王沉等写过《魏书》,鱼豢写过《魏略》,还有吴国的韦昭、薛莹、周昭、梁广等写过《吴书》,即便是在陈寿抱怨的“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蜀志·后主传》)的蜀国,也有王崇写过《蜀书》。当陈寿编写《三国志》时,上述史书或多或少都成为他的参考。过去内藤湖南曾怀疑《三国志》中凡是写有“今云”处,便是采用鱼豢《魏略》留下的痕迹(《中国史学史》),是不是可靠且不去管它,而他在《蜀志·杨戏传》里明确说过,李密有同乡杨戏于延熙四年(241)写有一篇《季汉辅臣赞》,这就是他编写《蜀志》很重要的依据。


不过这些官修、私纂的三国史,在陈寿的《三国志》成书、传布以后,都为其光芒所掩,逐渐散佚,如王沉等人编写的《魏书》,就遭到了“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晋书·王沉传》)的批评。还有一些作者,是在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自愧弗如,放弃了类似的写作计划,如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便是销毁了他正在撰写的《魏书》,而从吴国来的陆机,本来正在酝酿《吴书》,也被打乱了节奏。还有像东晋时代孙盛所写《魏氏春秋》、习凿齿所写《汉晋春秋》,这一类三国史,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的统计,大概有十五种,都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三国志》被认定为“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的“近世之嘉史”,只是它叙事过于简略,官方于是委托裴松之(372451)为它作注,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完成。当时裴松之能看到的汉晋间书籍还很多,所以他注释用的是“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上三国志注表》)的方法,在《三国志》原书之上增加了一倍的文字,因而保存了非常多的史料,这也就更加奠定了包括裴注在内的《三国志》的地位。


《三国志》之受好评,首先,是由于陈寿根据魏、蜀、吴的官方档案,并参考它们的官修史书,又以“笃于旧故”的杨戏《季汉辅臣传》等为线索,他的《三国志》,因此原原本本,有来历、讲证据,故得到“质直”“实录”的肯定。其次,他拜谯周为师,“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本来就有很好的历史学基础,除了《三国志》,他还写过《古国志》五十篇,同样获得好评。当时流行给地方人物写传,东汉初期以来,蜀郡的郑伯邑、赵彦信以及汉中的陈申伯、祝元灵和广汉的王文表等都写过《巴蜀旧传》,在此基础上,陈寿增订完成了《益部旧传》十篇,有些篇章,迄今保留在裴松之注里,很可见他的乡土情怀,也可见他写人物传的本领。


后来人比较“前四史”,往往说《三国志》的文字简洁、质朴,不像《史记》《后汉书》那么神采飞扬、激情四溢,然而在当时,也有人认为陈寿的文字只是不如司马相如艳丽,但足够“富艳”,《三国志》和《古国志》都称得上“品藻典雅”,显示作者“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据说张华还有过“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的话(《华阳国志本传》)。南朝宋齐时代的王僧虔说:“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诫子书》)他说自己在接触玄学以前,本来要学历史,那时是把《三国志》当床头书天天来看的,可见《三国志》是很重要的一部史书。齐梁时代的评论家刘勰对陈寿还有一个总结,说他的历史写作有根有据,不是简单抒情,也并不大而化之,叙事都经过剪裁和提炼,融入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文章和史实结合得恰到好处,因此能在众多史书中脱颖而出:“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文心雕龙·史传》)说明叙事得体、文字漂亮,也曾是《三国志》备受赞扬的原因之一。


十二


《三国志》的《魏志》《蜀志》《吴志》原来是各自独立,到北宋时才合刻为一书。完整的《三国志》,过去人们比较重视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因为它是根据两种现存的南宋本即绍兴(11311162)本和绍熙(11901194)本配合影印的,版本价值较高。但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出版陈乃乾的校点本之后,一般的阅读和研究者就都用这个本子了,因为它不但采用了百衲本及百衲本之外的几种版本作校勘,还吸收了清代人的一些考订成果,又是以现代标点排印的方式出版,非常方便。


在刻本以前,《三国志》的流传靠的是抄本。裴松之当年为《三国志》作注,就见到过不止一个抄本,他在《吴志·薛综传》“有犬为獨,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这句话的下面注释说:“臣松之见诸书本‘苟身’或作‘句身’,以为既云‘横目’,则宜曰‘句身’。”证明他所见为“诸本”即多种抄本,这些抄本又时有异同。《三国志》的抄本,二十世纪陆续发现,一个是在新疆的《吴志·虞翻传》残卷,一个是在敦煌的《吴志·步陟传》残卷,都是晋人所写,另外,还有在新疆发现的东晋人所写《吴志·吴主传》残卷和隋唐时期人写的《魏志·臧洪传》残卷。这些《三国志》抄本的残卷,既可用作校勘,可以当书法欣赏,还能反映《三国志》传播的情况。


而作为一部相当重要的正史,据说最晚在七世纪,《三国志》也就传到了日本(榎一雄《邪马台国》)。日本现在还收藏有一部南宋时代刻的《吴志》,相当珍贵。


现在能够看到元代人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已经是说书人对《三国志》的重新改编。大概自宋代起,就有人用通俗的方式讲三国故事,这样到元末明初,便有了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一部仅仅是取材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的地地道道小说。不过小说比史书的影响力更大,很快不胫而走,现在可以看到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嘉靖(15221567)年间所印,可是在朝鲜的文献记载中,他们的宣宗在1569年已经看到了这部小说,韩国近年还发现了王朝时代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铜活字本残卷,据说那些铜活字铸造于朝鲜王朝中宗十一年(1516)(金文京《新发现の朝鲜铜活字〈三国志通俗演义〉ついて》)。清代初年,由于多尔衮的授意,《三国志通俗演义》还被译成满文,这是它在汉语之外的第一个翻译本,其中有顺治七年(1650)的序文。满文译本之后,据说又有蒙文译本。然后是在日本江户时代,出现了第一个和文译本,便是元禄二年(1689)湖南文山序的《通俗三国志》。在说书人、小说家的推动下,三国的历史,跨越语言、民族和国家,就这样成了一个广受欢迎的故事。


选自《<三国志>讲义》,戴燕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7


预读/校对:Chu-yung陈涛、蔚宇zzj、俱言

整理:蔚宇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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