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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解一道爱情题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法律出版社2021-05-04 09:57:24


那些年,我们一起跪过的“车神”考题

文丨车浩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下述文章跟考题多为车浩老师早年前为所撰写,分别包括了《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解一道爱情题》、《刑法课后问题系列》、《什么是悲剧?——一道法律解释练习题》、《关于公诉人与律师辩论赛之“苏强绑架案”的几点分析》和《一个包子引发的信任危机》(同时,附录区也随文附上了车神经典的四大名作回瞰)。全文由艾学灋整理汇总,分享值此,欢迎大家前来挑战。


 



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解一道爱情题


遇见一个朋友,为情所困,痛苦地向我倾诉。不知道为什么,我常扮演朋友情绪垃圾桶的角色,听到头大,干脆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专业方案吧。西原春夫说,他活了80多岁,当过教授、大学校长、议员,发现用刑法思维解决了他生活中事业上很多问题。那我们也来尝试一下:


(一)根据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论体系,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是犯罪经过如下三个阶层的逻辑递进:


(1)构成要件该当性:第一步首先解决一个行为在刑法分则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各个要素。如果没有,那么直接无罪,不用再往下判断了;如果符合,那么也不能得出有罪结论,要继续往下进行;


(2)违法性:第二步考察在具体案件中,是否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外部情形,可以使之前的行为正当化。如果有,则无罪;如果没有,则继续往下进行;


(3)有责性:第三步是判断在具体案件中,是否存在行为人的个体特征,如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等情况。如果有,则无罪或减轻责任;如果没有,则得出最终的结论是行为人有罪。


(二)现在按照这个逻辑来解决感情问题:


(1)第一步,每个人在遇见另一半之前,心中都会有很多硬性标准,特别是大龄男女。例如年龄、收入、学历、身高长相等。当然,见面之后,一些硬标准往往会软化,但肯定还会有一些怎么也无法降低的条件。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构成要件要素已经被证明不是纯粹客观中立的,而是有主观和规范性判断的要素——在感情问题上,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感觉”。感觉这东西,不像年龄身高这些客观中立的要素,而是主观性很大,需要价值判断的空间也很大。很多人即使其他要素完全符合,但是不符合这个主观和规范的要素,也是没戏。当然,就如各个构成要件的罪状不同一样,每个人的“标准”和“感觉”也都不同,如果达不到,一般是难以往下进行的了。谁都不愿意一辈子委屈自己。这是第一个层面“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如果符合,还得往下判断;


(2)第二步看是否存在阻扰两个人在一起的外部因素。比如中外婚姻不被广大爱国主义者允许啦,比如城乡接合受到父母阻扰啦,比如政府规定甲流乙肝患者不得结婚啦,比如对方已有家室因而不能被社会观念所容忍啦,等等情况。这是第二个层面“违法性”的判断。指引判断的价值观是,看是否与整个法秩序相违背——在感情问题上,看是否与广大的民粹情感、道德礼仪、家庭观念、政府规定相违反。如果有,则很难在一起;如果没有,则继续往下;


(3)第三步,看双方是否存在阻碍在一起的个人因素。比如貌似18岁实则13岁啦,比如阴阳相隔人鬼恋啦,比如对方不仅喜欢女她还喜欢男他啦,等等。这是第三个层面“有责性”的判断。如果有,则恐怕很难在一起;如果没有,恭喜!可以排除万难在一起啦!


解题完毕。


(三)感情问题有多种解法,要素可以任意组合。比如也可以用“四要件”理论解之:


(1)客体。若你是女的,对方至少得是个男的;或相反。不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2)主观方面得有喜欢的意思。表现在至少得说过“我爱你”或“你真漂亮”之类的话。


(3)客观方面得有喜欢的行为。表现在送过花、接过站、生病时照顾过、挨过骂挺过打。。。行为越激烈,爱意越明显。送钻戒和送花显然是不一样的。当然,有行为也未必就能产生果;有了果未必就有因果关系。


(4)主体。14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不用多说了吧。


以上仅供一笑。谁较真谁有毛病。



刑法课后问题系列


问题1:有瑕疵的被害人同意


案例1:甲欺骗乙说,若乙同意让甲暴打一顿,则会给予乙报酬2000元,乙表示同意。但甲将乙打成轻伤后逃之夭夭,并未如约付酬。问甲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或诈骗罪?


案例2:A是C的养父,B是C的生父。 B离婚后抛弃C,AC相依为命。C患重病,需肾脏移植,经查,只有B合适作为供体,但B并不愿意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救助。A对B承诺,若B愿意捐助C,则A会将自己名下全部财产赠予B。 医生D知道A并无财产,但仍愿意协助A欺骗B,使B最终同意手术。事后发现A根本是为了救助C而临时哄骗B。问可否追究A及D的责任?

讨论提示:

(1)案例只是起点,不要一味分析案例,重要的是讨论案例中的共性问题。

(2)问题只是引子,重要的不是表态亮明观点,而是说理。对各种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去说理。

(3)重点是要需要说明:如果受到欺骗而做出的同意是无效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有效,理由又是什么?如果要对不同情形作出区分,区分的根据和理由又是什么?

另外,本周五的课程上读西塞罗的《法律篇》。前几次课上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部分要继续反复读,要努力做到放下原著后,仍能流畅地用亚里士多德的原话来表述,而先不要急于用自己的话去概括。

问题2:打击错误对故意犯罪既遂的影响


案例:甲发现女友乙与丙男交往,非常愤怒,开车尾随乙和丙进入一条小巷,打算撞死丙。在甲的汽车撞向丙的一刹那,丙跳到一旁躲开,汽车将乙卷入车下压死。问甲是否承担故意杀人既遂的责任?


要求:很多教材、专著和论文都有涉及打击错误问题,但是大家不要陷于既有观点和模式,而是要自己主动积极地去思考。还是那句话,不要靠一些概念术语糊弄过去,关键是说理。


下次课可以继续读阿奎那,但是希望之前大家再多复习几次西塞罗。经过前面几次课,大家已经发现,编选者未必能真正把握著作的意思,关键是要自己去读,不要依靠别人的咀嚼。用西塞罗的话说,理性是神的赐予,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而与神共享的东西,也是每一个人所共有的。主动运用自己的理性去阅读、理解、评论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开发、自我探险的过程。

问题3:对个人性刑罚减免事由的认识错误


案例:甲深夜潜入某小区一房间中盗窃财物。事实上该住房是甲的父母新近购置的房产,但是甲并不知道这是自己父母的财产。


按照1992年12月11日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问题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5项规定:“盗窃自己家里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在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


从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看,近亲属间相盗属于一种个人性的刑罚减免事由(或犯罪排除事由)(德文中的persoenliche Strafausschliessungsgruende;日文中称作“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


问:当甲将自己父母的财物误认为是他人财物而盗窃时(或者甲将甲父代为他人保管的财物误认为是甲父的财物而盗窃时),是否影响这种刑罚减免或犯罪排除根据的适用?

问题4: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着手时点


案例:某日,护士甲见到仇人乙被送至自己的病房。按照医生要求,甲必须每天都要为乙注射药剂。甲遂决定通过不注射的方式令乙死亡。甲知道,只要连续两天不注射,那么乙就可能不治而亡。于是,当天,在应该注射的时间,甲没有乙注射。但是甲当晚回到家后因风寒患病。到了第二天,接替甲值班的另一位护士丙,按照正常的程序和时间给乙注射药剂,因此,乙的身体最终并未受到伤害。


问:甲是否构成杀人罪的未遂?


提示:本案例的讨论主要围绕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着手时点展开。如果认为本案中甲的行为尚未着手,那么甲当然不构成杀人罪的未遂;如果认为甲的行为已经着手,甲就会构成杀人罪的未遂。无论怎样,都需要说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着手点究竟应该在何时,为什么?

问题5:间接正犯的着手时点


案例:甲乙同坐一辆长途大巴。甲在中途下车时,注意到旁边座位的乙已经入睡,于是在下车后,佯装崴脚,对一起下车的另一名乘客丙说,自己的行李忘记从大巴上拿下来了,因自己行动不便,因此请丙帮忙再到车上将行李取下来。甲将乙放在车厢上方的行李架上的行李指示给丙,丙信以为真,遂上车将乙的行李取下,下车后交给甲。甲取得行李后离开。


问: 此案中的构成要件行为从何时起进入未遂阶段,即何时着手?论证理由。

问题6:犯罪中止的认定


例1:茶馆服务生乙受人之托,准备毒杀常来茶馆喝茶的甲。某日,甲又来茶馆,乙将投毒的绿茶端给甲,甲尝了一口觉得味道怪怪的,就吐了出来。但是甲认为这是由于自己刚喝过酒所以味觉错乱,于是不疑有他,又端起茶杯准备再喝。此时,乙担心甲会生疑心而事情败露,于是主动上前给甲换了一杯新茶。按照乙的想法,是准备等几天之后甲再来茶馆时再伺机下手。问乙是否构成杀人罪的中止?

例2:甲将乙强行带到一间地下室,将乙推倒在地,扑上去撕扯乙的衣服欲对其实施性侵犯。乙为了稳住甲,就声称地下室太潮湿,不愿意在这里与甲发生关系。于是甲为了让乙顺从自己,就停止了动作,答应说等到晚上的时候再将乙带到酒店里,甲打算到时再与乙发生关系。甲能否构成强奸罪的中止?


争点:中止犯的成立,是必须要求行为人终局性地放弃犯罪计划,还是只要行为人放弃实施具体的行为即可?


不用管通说观点是什么,多想点理由。



什么是悲剧?——一道法律解释练习题


从前,大学里面有英国TNT剧团来演出《哈姆雷特》,宣传海报上写着一行鲁迅的话:“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这当然是一句很有名的话了,很有修辞上的感染力,不过出于职业习惯,还是忍不住要分析一下:

(1)首先,这不是一个精准的定义,因为它不具有甄别性。它无法将悲剧与其他“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行为区别开来。放火烧毁房屋也是毁灭有价值的东西,在菜板上杀鱼也是毁灭有价值的东西,不满意的车主用大锤砸自己的宝马车也是毁灭有价值的东西,概言之,但凡符合刑法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基本上都符合“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是绝非所有毁坏财物的行为,都能被评价为是悲剧。因此,这句话表达的仅仅是作者对于某些特定场景的自身感受和一些人的共鸣。无法通过这句话本身来把握到底什么才是悲剧。(法律解释中要注意定义的甄别性)


(2)为什么无法把握又打动人?是因为这句表述的谓语判断部分使用了本身就充满主观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的词语,这些词语本身的内涵外延就是模糊不清的,就是严重需要被定义的。更要命的是,还是属于那种一眼看上去就会产生联想或者比较让人激动的词。比如说“有价值”,“毁灭”,这些词和“悲剧”之类的词语排列组合在一起,无论是汉语的语音还是语形上说,直接就传递给人一种感动或者震撼,尽管这种于心有戚戚然无法准确地表达出来。你会误以为你立刻就体会到了什么是悲剧,以为鲁迅是多大的深刻和伟大,其实你是被自己的汉语语感给忽悠了。当一个人不说“倒霉”而说“悲剧”,不说“挺贵的”而说“有价值的东西”,不说“坏了”而说“毁灭”时,那听者和读者的感受是不同的,“今天特别倒霉,我那个挺贵的手机被同事摔坏了。”这当然不会被震撼。可“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听起来就不一样了。一方面,同义反复的表述让你最终也没搞清楚这句话到底要说什么,另一方面,即便如此,你还是以为你明白了。这就是“大词”的力量。(法律解释中要提防文学解释的陷阱)

(3)“有价值的东西”要取决于看悲剧的人。李逵肯定不会多么认可李师师的价值,反过来也一样。他们两谁死了,对方也不会觉得是个悲剧。陈可辛说,《投名状》里他还想表达的一层意思是,知识分子和武夫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看不出这层意思的人,不会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悲剧。把主题看成是男人友情或者看成李连杰一生如何“如履薄冰”,也可能会被打动,唏嘘几声,感到“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了”,尽管眼中“东西”还是不同。至于“毁灭”,对有些人可能反而是解脱。一个士大夫被贬官还乡,在屈原眼中,可能就是个悲剧;在陶渊明眼中,美好新生活才刚开始呢。(法律解释中要注意面向的对象)

(4)所以,我认为,对鲁迅这句话应该做限缩解释:只有毁灭之后,还仍然坚持原先的价值观的人,才有悲剧;经过毁灭,觉“今是而昨非”的人,或者干脆就四大皆空者,哪里还有什么悲剧呢。一种价值观的毁灭,往往意味着另一种新价值观的诞生。对于观众来说,只有那些认可追随先前价值观的人,才会看到悲剧。一个总能看到悲剧并觉得自己特能理解悲剧的人,其实是不懂什么叫做“涅磐”的。(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法律解释也是观点林立,没有唯一真理)


关于公诉人与律师辩论赛之“苏强绑架案”的几点分析

最近仔细看了一下公诉人与律师辩论大赛中的题目,觉得这几个题目出得都很有意思,值得认真讨论一下。


【苏强绑架案】


苏强2001年因故意伤害罪被东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6年6月5日刑满释放后自谋职业,经营一家名为“仙客来”的饭店,雇佣李艳为服务员。2011年3月,因房租上涨,李艳要求加薪,苏强未予答应,李艳产生报复苏强后离开的念头,遂向卫生部门举报“仙客来”饭店使用地沟油,苏强因此被罚款10000元并被责令停业,李艳也随后离开“仙客来”饭店另到别处寻找工作。后苏强得知李艳告发其行为,并于6月4日中午在某超市发现李艳,即上前将其扭到自己住所,要其偿还罚款及停业损失20000元,李艳以其没有举报为由拒绝苏强的要求,苏强将房门锁闭,并派人监视李艳不让其离开。次日上午9时苏强看李艳仍坚持不愿还款,即打电话给李艳的家人,以加害李艳相要挟,要其家人归还李艳的欠款20000元用以赎人,李艳家人为安全考虑,按其要求先汇10000元,并以正在借钱为由拖延时间,同时向警方报案。警方于6月5日晚7点在苏强住处找到李艳并将其救出。


控方:苏强构成绑架罪,且系累犯。


辩方:苏强构成非法拘禁罪,且不是累犯。

我认为,本案中区分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主要落在两个论点上。


一个点是落在主观构成要件方面的“非法占有目的”。若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则可能不构成绑架罪而构成非法拘禁罪;另一个点是在客观构成要件方面,先前的犯罪行为(非法拘禁)能否成为不作为绑架的义务来源。若不能成为义务来源,则缺乏绑架罪的客观行为,只可能构成非法拘禁罪。(苏强是从6月5日上午9时之后,才开始滋生绑架的故意并向李艳家属实施勒索行为,根据意行同在或者说主客观统一的原则,也只有从这个时点起,才开始在绑架罪的框架内去评价苏强不释放李艳的行为性质,此时,只能是讨论不作为形式的拘禁行为)


这里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常规性的分析顺序就暂且搁置,这里只就辩论焦点讨论。


一、苏强索要的“欠款”是否属于司法解释中的“债务”?


从逻辑顺序上讲,控辩双方争论的第一个环节,应该是苏强所主张的李艳的“欠款”,能否被涵摄在最高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之中,这首先是从实定法(司法解释)层面就“债务”展开辩论。下面先看一下这两个司法解释。


2005年6月8日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行为人为索取债务,使用暴力、暴力威胁等手段的,一般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构成故意伤害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第234条等规定处罚。”


2000年7月13日最高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238条的规定(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如何理解这两个司法解释?我认为,它们共同传递出的一个信息是,行为人基于债权而使用暴力或拘禁他人的方式索财的,能够排除掉其行为中涉及财产部分的不法,而只剩下人身部分的不法内涵。这种排除是通过排除对财物的“非法占有目的”而实现的。例如,抢劫罪的不法结构中,去掉了非法占有目的,可能只剩下伤害罪;绑架罪的不法结构中,去掉了非法占有目的,也可能只剩下非法拘禁罪。


基于债权而实施的抢劫或绑架行为,涉及到财产犯罪与权利行使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刑法理论上都存在很大争议。显然,最高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表明,更倾向于认为,债权行使能够阻却财产犯罪的不法内涵。根据这两个司法解释,这里的债权债务关系,既包括索取法律保护的债务,也包括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这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背后也有一些道理值得琢磨的规定。在解释论的层面上,对此先不予评价,将其作为论证前提来用就行了。


由此引出在非法占有目的领域,控辩双方可以展开的第一层辩论是,苏强向李艳索要由于李艳的举报行为而导致其损失的20000元,能否被归入两个司法解释中所说的“债务”?在这个层面上的辩论,可能对控方更为有利一些。举报他人非法经营行为,是公民的义务也是合法权利,由此导致他人被罚款停业的损失,在整个法秩序上看,可能不宜被视作举报人所应该承担的债务。这一点上控方优势明显,应该高举高打;但辩方不宜在此纠缠太多,应该尽快引入下一个层面的辩论。那就是,即使在法理上,苏强所谓的“欠款”根本不能被归入到“债务”,但是苏强本人对此有错误认识,又该如何处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刑法理论上的一个争点:非法占有目的中“非法”究竟是一个构成要件要素,还是一般的违法性特征?(这个答案同时也决定了,债权排除“非法占有目的”,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发挥作用。是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抢劫罪或绑架罪等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还是在违法性阶层才发挥作用?)


打完第一个回合之后,在逻辑上,就应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二、如果行为人主观上自认为自己索要的“欠款”不是“非法”的,又该如何处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存在不同的理论起点。

1. 非法占有目的中的“非法”属于一般的违法性特征;禁止错误(A观点)


(1)如果不存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


如果不存在最高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行为人完全就是根据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索要“欠款”的行为并不违法。也就是在行为人不认为自己追求的占有是“非法”的时候,这里就存在一个直接的禁止错误或者说违法性认识错误。这种错误对归责的影响,理论上向有违法性认识的“不要说”(A1)与“必要说”(A2)之争。依A1,不知法律者不免责;依A2,不知者不怪。一般说来,现在多采取折中的处理方式,如果错误属于不可避免,则不知者不怪;如果该错误可以避免,则不知者不免责(可以减轻)。是否可以避免的判断标准,即所谓的外行人平行判断。


A2是把违法性认识作为一种主观归责的必备要素,那么这个要素在整个犯罪论体系中又处于什么位置?在A2之下,又有多种不同观点。如果依故意说(A21),违法性认识属于故意的要素,那么欠缺违法性认识就欠缺故意,只可能成立过失;如果依责任说(A22),违法性认识属于故意之外的责任要素,欠缺违法性认识并不妨碍故意的成立,但是可以在责任上按照过失处理。

(2)在最高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的语境下


在最高法院规定了基于债权可以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的中国语境下,债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出罪事由。按A观点,基于债权债务关系而实施的索财行为,并非是在构成要件阶层排除“非法性”,而是到了违法性阶层才排除非法性。那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就相当于将债权确立为一种阻却违法性的正当化事由。因此,如果行为人主张说,既然赌债、高利贷等都被规定为债务,那么自己索要的20000元,也是一种债务(行为人认为是“欠款”),这就属于误认正当化事由的法律界限,算是一种间接的禁止错误。一般来说,对于这种错误的处理方式,与作为直接性禁止错误的违法性认识错误(A观点)是一样的。


2. 非法占有目的中的“非法”属于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构成要件错误(B观点)


按B观点,“非法”属于客观构成要件范围,作为一种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故意认识的对象。因此,在行为人不认为自己追求的占有是“非法”的时候,这里就存在一个针对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的涵摄错误。


关于涵摄错误的处理原则,有的认为应该按照一般的构成要件事实错误的处理方式去对待(B1)。有的观点认为,应该有别于一般的事实性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错误,而是与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B2)。


三、辩论路径选择


主张不同的观点,采取不同的论述路径,从辩论技巧和效果上来说,有一些差别。


由于涵摄错误毕竟属于构成要件错误的一种,因此有B1观点认为,规范性要素的认识错误与事实性要素的认识错误没有区别,只要在具体个案中确实出现了错误认识,就不必再去讨论该错误是否可避免的问题,而是应该一律排除故意,进而排除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就这个思路而言,主张B1观点显然是更有利于辩方而非控方。


至于B2或A观点,由于现在已经几乎不会有人绝对地主张,只要是在具体个案中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就应一律排除罪责,而是认为,还是要按照法律外行人的平行评价,来看这个错误是否属于不可避免。就这个思路而言,沿着A观点的辩论,最终是会落在该错误对一般人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上,对此,应该说,双方都有机会和发挥空间。


因此,作为控辩双方,可能比较好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就是由本队中的两人各自主张一种观点,或者每一个人都全面阐述。


例如,辩方可以说,“无论在理论上主张A,还是主张B,都会得出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主张A,则该错误因为。。。。所以是不可避免的;主张B(B1),则只要确实存在错误认识,就应该排除故意......”


控方可以说,“无论在理论上主张A,还是主张B,都不能得出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主张A或B(B2)观点,对错误的处理原则是一样的,都要看该错误是否可以避免。因为......所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该错误不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至于说该错误到底是否可以避免,双方可以结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影响力以及中国现阶段民众法律意识等现实国情,作为各自的论据,这里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这样的论证策略,给人感觉比较全面周到,更漂亮一些。



一个包子引发的信任危机

真实生活的荒谬度一点也不辜负卡夫卡的想象力。在《变形记》中,人一觉醒来,已是昆虫身。几天前,当“纸做的包子”这则新闻出台时,相信很多人也是一觉醒来,惶惑不已——原来自己并不是肉食动物,早默默地改吃木头了。一摸肚子,全是纸,还不是报纸,是没文化的纸箱子。愤怒啊。于是万众一口地谴责恶心的纸馅包子和黑心摊主,还要千恩万谢勇敢的记者,帮我们揭穿真相,否则纸包子一直吃下去,余生岂不是变成纸人了? 这事影响极坏,据说连美国和日本都知道了。海内外一起震惊,议论热度直升。可谁能想到不过几天而已,包子就被平反了。原来,经过有关部门的深入调查,发现这个被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和多家媒体竞相报道的“纸做的包子”,竟然是一个假新闻。


闹了半天,包子不是假的,揭露包子的新闻才是假的。纸馅的包子没查出来,倒是查出一个谎言馅的新闻。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导演就是北京电视台的《透明度》。


北京电视台的《透明度》宣称该节目的宗旨是,“通过记者真实的调查体验,告知消费者在遭遇假冒伪劣商品时如何进行正确的辨别和挑选。”如今,这个以打假为己任的节目自己就贡献了一项假冒伪劣的商品,且造假技术之高,把地球人都给忽悠了。它成为了它声称要调查的对象本身。与这场“贼喊捉贼”的闹剧相比,纸包子的荒谬度倒是小意思了。


这实在是让人有点无语了。打假英雄原来也是假的,我们到底还能信谁?


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也是一个信息开放的社会。恰恰是由于陌生人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真实信息的高度需求,才会把每个人的信任集中和寄托在一些制度和机构上,这些制度和机构被假定更具有“真实”和“责任”的性质,从而获得了超出个体声望的公信力。比如政府,与个人酒后拍胸脯的保证相比,政府的红头文件当然更让人放心;可是,很多事情表明,“总统也是靠不住的”,不是有水门事件么,记者在这里就扮演了比政府更让人信任和尊重的角色。近代以来,新闻媒体与记者,借助于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的言论自由,形成了一支位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的中国社会,民众的权利意识增强,“第四种权力”在监督公权力运作、揭露社会黑暗、启蒙民智方面有了不少骄人的成就。打开电视,翻开报纸,点击网络,不再是万里山河一片红,深度、冷静、中立的报道和分析随处可见,这些成就承载着无数新闻人的光荣和梦想,也从整体上提升了中国媒体的公信力。


但是,世界上毕竟没有纯粹干净、久居神坛的权力,无论它号称“第几种”。事实上,这次“纸包子”事件并不是偶然的。近年来,虚假新闻屡见不鲜,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权威媒体都未能幸免。网络上已经出现“十大假新闻”的评选。虚假新闻的内容开始从娱乐领域侵入到社会领域;造假心理也从夸大或者疏忽升级成彻头彻尾的故意伪造。“纸包子”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是虚假新闻长期被姑息纵容,新闻职业道德长期被轻漫的一个高潮性结果,是“第四种权力”变形的一个侧面。随着“第四种权力”的日益强大,它成为引导人们了解世界、参与判断的重要推力;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袭来,人们相互设防,却又把权威媒体的新闻作为生活中一项最寄寓期待和信任的消费品。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则假新闻的出现,不仅会在具体个案上欺骗和误导公众,而且从整体上“愚弄这个社会的现代化意识,愚弄人们关注自身权利的信念”。个别新闻人的无良行为,累积成毒瘤,降低的是公众对新闻界的宏观评价。这里不仅仅是耻辱的问题;也没有隔岸观火、洁身自好的道理。公众的信任是媒体生存的基础,虚假新闻积累到一定程度,冲击的是所有媒体的共同基础。不能说“纸包子”事件就会立刻引发公众对新闻界的“信任危机”,但在我看来,至少,也是埋下了伏笔。对此,所有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都应该有足够的反思和警惕。也许我担忧过渡,有些危言耸听了。但在“信任危机”的“山雨”欲来之前,绸缪一下不是坏事。“纸包子”假新闻被曝光后,中国记协迅速反应,严厉谴责,向全国新闻工作者发出通报,呼吁杜绝虚假新闻,其坚定立场和忧患意识值得赞赏。


新闻界不是名利场,新闻记者的社会良知是无价的。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间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记者自身的利益诉求,都在冲击和挑战新闻界的基本价值。据业内人士称,现在电视台栏目每推出一个专题,至少能拿到5000元左右的稿费(《新京报》 7月20日A17版);而如果捕捉到具有轰动效应的大新闻,记者更有可能一夜间成为“京城名记”。由此拉动的收视率、点击率以及市场占有率和销量等业绩指标,也驱使节目的审查者在面对“猛料”时心急手松。据当事人事后供述,此次“纸包子”新闻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其名利心的驱动。因此,商业化的媒体如何克制自身的利益冲动,如何避免用手中的“第四种全力”兑换眼球背后的名利,是一个需要大做文章的问题。


此外,新闻报道的独立性,特别是独立于受众的心理期待,也是面临严峻考验。如今已经是一个全民娱乐、娱乐至死的年代了,网络博客成为无需承担假唱责任的麦克风。作秀也好,炒作也罢,在某种程度上是发布者逐利和受众猎奇的一场合谋。但是,新闻报道毕竟不是行为艺术;娱乐精神至少不能进入严肃的社会新闻领域;娱乐八卦和社会新闻的界限永远也不能模糊。虚假、作秀和炒作之风愈是泛滥,真实、客观和中立的品质就愈显可贵。新闻报道特别是社会新闻的报道,要时刻坚持独立冷静的姿态,才能在猎奇媚俗的诱惑面前,更加凸现出与众不同、不可替代的公信力。这是社会发展带给传统媒体新闻人的挑战,也是显露英雄本色的机遇。


当然,仅仅从道德操守上整风是不够的,重要的还是制度。谁来监督“第四种权力”?无论一种权力的出发点如何神圣,权力执行者多么具有使命感,缺乏监督和制衡,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危险,都存在着用来寻租牟利的空间,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同样如此。新闻自由不仅需要保障,也需要限制;不仅需要媒体发挥监督社会的功能,也应该有合理的制度设计实现对监督者的监督。除了道德自律,还要有外部制约,包括同行之间的制衡和问责制的落实等,这些也许都是未来《新闻法》出台时需要考虑的方向。


具体到这次“纸包子”事件,也不宜痛打落水狗。我建议北京电视台,一是不必因噎废食,《透明度》的打假宗旨是对的,过去有成绩,未来也要坚持;二是也不要推托责任,装聋作哑,企图大事化无,顾左右而言他,不妨置死地而后生,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就以“虚假新闻”为调查对象做一期节目,告诉一下老百姓以后怎么去辨别真假新闻。诚然,虚假新闻所带来的“信任危机”不可能一朝化解,但是,如果肻拿出这样的大智和大勇,让公众重新树立起对节目的信心也不是难事——人们不也是开始重新吃包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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