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笔记本价格交流组

孙闻博:秦及汉初的司寇与徒隶

先秦秦汉史2019-10-05 13:02:54

8-567

人繕官府:。Ⅰ

人爲司寇:愛。Ⅱ

 

摘要:秦及汉初,终年服役的罪犯群体“徒”,具有国家法定的社会等级身份特征。司寇籍附县乡,为编户民,可单独立户,在各类权益上与不入户籍,不居民里,簿籍另立的徒隶多有不同。隶臣妾又与同属徒隶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在服役方式、廪食管理、辖配官司、军事参与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司寇,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由高到低大体构成当时刑罚序列的相应等级。而赏罚之间,学者尝试将爵制、刑罚序列进一步衔接,实需思考“”等“贱民”与相关序列的关系,隶属私人的奴婢群体与隶属官府的徒隶的关系问题。战国、秦及汉初是身份低于平民群体数量较多,官私拥有奴婢较为普遍化的历史时期。

关键词:刑罚序列;社会身份;司寇;徒隶;隶臣妾;城旦舂

 

一  引言

秦汉帝国建立初期,社会呈现较为严格的等级化特征。[①]以往探讨秦及汉初的身份秩序与社会结构,特别强调二十等爵。功赏使用整齐序列化位阶,各种权益要素附丽于爵位,确使这一时期爵制的制度影响颇为突出。[②]但功赏、刑罚相辅而成,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下,当时还存在数量较为可观、身份相对稳定的徒隶、司寇。[③]国家日常中往往通过役使他们来完成各种工作。[④]在刑罚等级、法律身份之外,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身份、阶层意义,同样值得关注。[⑤]重视这一群体,并将其纳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有望对相关问题有更好的认识。

需要指出,学界惯用的“刑徒”一语,实际较少见于秦及汉初的传世与出土文献。此时期法律用语“刑”,特指施加肉刑。而刑罚序列中,司寇、隶臣妾等附加刑多称“耐”,实多与“完”同义。[⑥]当时更多使用“徒”、“徒隶”、“隶徒”等用语。故“刑徒”概念恐无法涵盖司寇至城旦舂全部群体。本文在讨论秦及汉初的相关问题时,不同以往论述,而慎重使用“刑徒”一语。

以往将秦汉“刑徒”作为综合群体的考察较多。[⑦]对“刑徒”内部的关注,也较多从法制史角度著眼,集中于刑罚等级本身。[⑧]隶臣妾与城旦舂、鬼薪白粲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异,并不十分清楚。因此,这个看似较为明晓的问题,实际有不少工作有待开展。近年,越来越多学者关注此问题,并取得了相当推进。[⑨]不过,如何在分析相关群体时,实现更系统的把握,仍然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公布里耶秦简为相关思考提供了很多重要线索。已发表秦汉律令简对形成相关具体认识也多有帮助。这些均成为进一步探讨的史料支撑。此外,唐代社会身份低于平民群体中,隶属官府一系由高到低有“杂户”、“官户”(即“番户”)与“官奴婢”。各自特征及差异,学界多有涉及。[⑩]本文在分析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时,注意观照、交代后世唐代这些群体的相关特征。秦及汉初的有关情形,固然与唐代存在不小差异,[11]这里并非建立对应联系或追溯身份渊源,实际所关注的,乃是能否从后代面对一些等级身份群体,进而制定规定,呈现差别中,获得启发唐代杂户、官户差别是前者籍贯州县,后者隶属本司。这对把握司寇与徒隶的差别,是否能提供一种线索?唐代官户又称番户,番上服役;而官奴婢则一般长役无番。这对比较徒隶中隶臣妾、城旦春的服役方式,是否也能有所帮助?

本文选择从人身役使角度,思考秦及汉初司寇、徒隶的身份特征及分等。鉴于近年学界尝试将刑罚序列与爵制序列相衔接,[12]这里进一步探讨“”等“贱民”与相关序列的关系,隶属私人的奴婢群体与隶属官府的徒隶的关系,并思考战国、秦及汉初身份低于平民群体的发展状况。

 

二  旧题新探司寇的社会身份

刑罚序列中,量刑较重的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当时以“徒隶” 统称。[13]里耶秦简提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殹(也),不欲兴黔首。嘉、谷、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正)(16-5、16-6)[14]始皇廿七年(前220),洞庭郡因运送物资调用人力。郡属吏嘉、谷、尉据“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监督下辖各县执行情况。前后人群,徒隶对应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而与司寇、隐官并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赐律》有“司寇、徒隶,饭一斗,肉三斤,酒少半斗,盐廿分升一”(二九三),[15]司寇、徒隶虽待遇等同,但汉初承秦,依然并列书写。“徒隶”这一涵盖较宽称谓在使用时,仍将司寇遗留于外,显示它们在刑罚序列上虽上下相贯,但身份的界隔无法忽略。

秦身份刑曾从“候”、“司寇”计起,[16]稍晚更省去“候”,直接计自司寇。[17]司寇社会身份低于平民,但高于徒隶。《二年律令·户律》名田宅,在无爵者“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三一二)、“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三一六)之下,提到“司寇、隐官各五十亩”、“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18],显示汉初司寇、隐官为国家编户,可名田宅并单独立户。《户律》又提到“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家室居民里中者,以亡论之”(三〇七)。[19]所言三种身份,未按刑罚等级顺次叙述,隶臣妾当在鬼薪白粲后,而居城旦舂前。联系隶臣妾可有外妻,家室或有居于民里中者;城旦舂、鬼薪白粲家属则成为收人,没入官府,这才涉及“家室居民里中者,以亡论之”的情形。故此简或作“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家室,居民里中者,以亡论之”,涉及的是两类群体。城旦舂、鬼薪白粲外,隶臣妾同样不居民里,这与司寇明显有别。汉律承秦,司寇相关特征也袭自秦代。里耶秦简记:

士五(伍)七户。
司寇一【户】。
小男子□
大女子□
●凡廿五      (8-19第二栏)

成里户人司寇宜。

下妻。     (8-1027)

阳里户人司寇寄(8-1946)[20]

简8-19与乡户计有关,简8-1027、8-1946为户籍残简。秦代司寇与低爵、无爵者同属国家编户,共居于邑里中。这与《秦律十八种·司空》“舂城旦出(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阓外”(一四七),[21]可相对照。前言唐代身份低于平民、特别隶属官府的群体,由高到低有“杂户”、“官户”、“官奴婢”。其中,杂户籍附州县,而官户却属本司。即“杂户者,……,亦附州县户贯,赋役不同白丁”,“官户亦是配隶没官,唯属诸司,州县无贯”[22],可为理解司寇、徒隶相关差别提供启示。

《二年律令·傅律》“……公卒、士五(伍)六十二,皆为睆老”(三五七),“……公卒、士五(伍)七十五,皆受仗(杖)”(三五五),“……公卒、士五(伍)九十五以上者,禀鬻米月一石”(三五四),[23]均未提及司寇。[24]睆老为免老前服半役阶段。据上述,司寇没有睆老;年龄更长时,似也不享受杖及口粮供给福利。《傅律》又提到“……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三五六)。[25]按公卒与士伍、庶人均属无爵。这里谈到免老群体,而使用了“公卒以下”语。联系前引《傅律》涉及最低等级时,多使用“公卒、士五(伍)”、“公卒、士五(伍)……以上者”一类表述。“公卒以下”若只包括公卒、士伍(及庶人),却又不采用通常体例而完整写出,值得注意。《二年律令》记录各有爵、无爵者相应权益,在公卒、士伍之下,也存在言及司寇、隐官的情形。除前引《户律》简三〇三、三〇六“司寇、隐官各五十亩”,“司寇、隐官半宅”外,《傅律》亦有“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三六四至三六五)等规定。[26]再参考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免隶臣妾、隶臣妾垣及为它事与垣等者,食男子旦半夕参,女子参”(五九),整理小组注“疑即达到免老年龄”并引《汉旧仪》以证。[27]仓律另则更明确称“隶臣欲以人丁粼者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欲以丁粼者一人赎,许之”(六一)。[28]身份更低的隶臣妾尚且存在“免老”,这里“公卒以下”或包括身份更低的司寇、隐官,他们至一定年龄免老。[29]相对公卒、士伍在免老之前,改服四年(62-66岁)半役,司寇、隐官免老前则一直在服全役。另一方面,司寇身份仅止其身,后代傅籍不为司寇。前引《傅律》有“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三六四、三六五)。由此,司寇老免、进丁大体依百姓例。唐代杂户可受园宅但少于良人的情形,[30]司寇也较类似。相对“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

里耶秦简多见县司空、仓、田、畜官使用徒隶等劳作,而较少提到司寇。下则值得注意:

【尉】课志:

卒死亡课,

司寇田课,(第一栏)

卒田课。

·凡三课。(第二栏)(8-482)[31]

县尉统卒,“凡三课”中两课即与县卒有关。而秦土地有公田、民田之分。[32]里耶秦简就见有“旬阳左公田”、“公田吏”(8-63)。这里司寇、县卒应在县尉统领下,从事公田劳作。另有徒作簿出现:

人牢司寇守:囚、、负中(8-2101)

二人司寇守:囚、(8-663)

三人司寇:  、、款(8-145)

人为司寇:爱(8-567)[33]

按里耶秦简10-1170“卅四年十二月仓徒簿冣”有“男四人守囚”[34]。“守囚”亦见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或曰守囚即‘更人’殹(也)”(一九六)。[35]对照图版,简8-663下端虽残,“嫭”下应无文字,“囚”字右下则有重文。简8-2101、8-663或作:“人牢司寇守囚:嫭、负中”,“二人司寇守囚:囚、嫭。 ”。后者工作当为前者省写。考虑到徒作簿多言付某官或给某事,不只交代身份而已,后两简所谓“司寇”、“为司寇”或属更简写法。故所记诸人均非司寇,而是从事司寇工作。司寇据字义,为看管俘虏。服务狱官,担任牢卒,负责守囚,应属相关工作范畴。[36]《秦律十八种·司空》有“司寇勿以为仆、养、守官府及除有为殹(也)。有上令除之,必复请之”(一五〇)。[37]这类隶臣妾及戍卒所从事工作,[38]司寇多不涉及。又据《内史杂》“侯(候)、司寇及群下吏毋敢为官府佐、史及禁苑宪盗”(一九三),[39]任事权限亦不同于百姓。唐代杂户也“各于本司上下”,“职掌课役,不同于百姓”。

至于配偶身份,前引简8-1027记司寇宜配偶,作“下妻。“下妻”又见简8-585+8-238“大夫强,下妻曰京,疠,丗四年”[40]。按《二年律令·置后律》出现“下妻子、偏妻子”,整理小组引《汉书·王莽传》注“下妻犹小妻”。后续整理并引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似以非正式婚配,故云‘下’,云‘小’,云‘旁’”[41]。按下妻登入户籍,见于律文,是正式的亲属称谓。简8-1027所记,又非在正妻下顺次书写,而是紧接户主。故下妻之“下”似指较低的社会身份。《后汉书》载光武帝诏书,有两份提到“下妻”:“甲寅,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冬十二月甲寅,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之,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42]。“为人下妻”意味社会身份的明显降低,故在放免奴婢诏书中,被特别提及。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提到女子符为亡人,“(诈)自以为未有名数,以令自占书名数,为大夫明隶,明嫁符隐官解妻”(二八、二九)。[43]隐官、司寇处同一等级。隐官娶“隶”为配偶的这一情形,亦可作为参照。

由上,秦及汉初,司寇属国家编户,籍附县乡,可单独立户;徒隶不入户籍,不居民里,簿籍另立。司寇免老、傅籍、名田、名宅大体例比无爵者。司寇课役不同于百姓,在尉、狱等机构从役。配偶身份较低。它既与被视作财产、可以买卖的奴婢不同,又有别于一般编户。

 

三  同中求异隶臣妾与城旦舂鬼薪白粲的身份差别

与司寇并称的“徒隶”,因由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诸群体组成,故以往理解上常将此称谓视作组合型构词,具体断作“徒、隶”,以徒指城旦舂、鬼薪白粲,隶指隶臣妾。[44]这一认识,其实还可斟酌。这里首先讨论“徒隶”这一语词的相关问题。秦及汉初,一方面,隶臣妾作为隶臣、隶妾合称,很少以“隶”为代称。[45]而“隶”作为依附性身份,则多见于私人领域,如:

    ·符曰:诚亡,(诈)自以为未有名数,以令自占书名数,为大夫明隶(《奏谳书》简二八、二九)[46]

南里小女子苗,五年徙为阳里户人大女子婴隶(8-863+8-1504、8-1546)

陵乡成里户人士五(伍)成隶(8-1813)

五年八月丁巳朔,贰春乡兹敢言之:受酉阳盈夷乡户隶计大女

子一人,今上其校一牒,谒以从事。敢言之。(正)

如意手。(背)(8-1565

隶大女子符容(8-2152)[47]

东成里户人不更已夏隶大女子瓦自言□

以副从事敢言之/吾手

吾手(9-328)[48]

妻大女子

隶大女子华(第二栏)(K4)[49]

识故为沛隶,同居(0040正/115正);识曰:自小为沛隶(1201正/119正);识为沛隶(1127正/133正)[50]

上述所记除最末岳麓秦简一组“隶”为男性外,其余均为女性。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简二八、二九,岳麓秦简0040正、1201正、1127正记录名符、识者,分别为大夫明与沛之“隶”。简8-1813书写格式与简8-863+8-1504、8-1546近似。《校释》注:“成,人名。本简或与8-863+8-1504、8-1546类似,记述某人徙为某人隶。”[51]8-1565与移名数有关,记迁陵县贰春乡收到酉阳县盈夷乡“户隶计”。按县“户曹计录”首项为“乡户计”(8-488),各乡称某乡“户计”(8-731)。[52]此则专计户内之“隶”。另一方面,里耶秦简“司空曹计录”(8-480)、“仓曹计录”(8-481)统计包括隶臣妾在内的徒隶,均称“徒计”[53]。隶臣妾可称“徒”,却不称“隶”。[54]故以“徒隶”为一词,视作通称,较为适宜。

而“隶”的身份,亦需辨析。按私奴婢当时主要称“臣”、“妾”、“臣妾”,及“人奴”[55]、“人奴妾”[56]。简K4属迁陵县南阳里户籍,[57]著录多为五栏:前四栏分别是壮男、壮女、小男、小女,第五栏为老男、老女并伍长之类备注。户内附属人口除“隶”外,还出现有“臣”(K27、K2/3)、“妾”(K30/45)。其中,两例“臣”均写于第五栏,一例“妾”与“隶大女子”均写于第二栏。考虑到户籍简不但有妻,亦有“下妻”,“隶大女子”不宜以“女奴隶充当妾室”[58]解释。迁陵县南阳里户籍简所出现“‘隶’和‘妾’皆是成年的女性奴隶,也属于‘壮女’行列”[59]的认识,在早先研究中或较可取。不过,在“臣”、“妾”分指奴、婢情形下,仍出现“隶”称,显示“隶”与“臣”、“妾”身份有别。奴婢虽附户籍,亦属财产,可被买卖。上引诸简记“隶”“自占书名数”;平民转化为“隶”,也以“徙”的方式实现。由此可知,“隶”在户口的男女统计中是被计入的,而奴婢则不计入户口的男女统计。岳麓秦简且有这样的记录:

识为沛隶。沛为取(娶)妻,欲以肆、舍客室鼠(予)识。后弗鼠(予),为买室,分马一匹、田廿(二十)亩,异识(1197正/133正)[60]

这显示主人不仅为“同居”之“隶”组建家庭、分与财产,而且当“隶”改变身份时,[61]非由主人放免,而经“异识”,即以从户中分出的形式实现。[62]这不由使人联想到以往关注不多的《法律答问》一则简文:

·户为“同居”,坐隶,隶不坐户谓殹(也)(二二)。[63]

后者特对“隶”犯罪时,户内他人是否连坐做司法解释,也反映相关身份较臣、妾为高。[64]裘锡圭曾将战国家庭的依附人口分为眷属子弟、臣妾、徒役和宾客。[65]臣妾虽有多种别称,未见称“隶”。“宾客也称为食客或客”[66]。据岳麓秦简“廿(二十)年十一月己未,私属喜曰”(115+114正/150正),[67]《二年律令·亡律》“奴婢为善而主欲免者,许之,奴命曰私属,婢为庶人,皆复使及筭(算)事之如奴婢”(一六二)。[68]此阶段已出现“介于奴婢和庶人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私属”[69]。按“隶”本有附属、隶属义,《说文·隶部》“,附著也,从隶柰声”,《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李贤注:“隶,属也。”[70]故当时除“私属”外,“隶”的地位同样低于一般平民,而“高于臣妾,主人没有买卖他们的权力”。他们或大致属于“眷属子弟”、“徒役”一类依附人口。

徒隶”可简称“徒”。通称的使用,反映出徒隶与司寇的差别。但通称下诸身份的同中之异,同样不宜忽视。

刑罚序列中,低司寇一级的是隶臣妾。秦汉有“冗”、“更”一类供役方式,“冗指长期供役,更指输更供役”[71]。徒隶中,存在“冗”、“更”供役的是隶臣妾,且以隶妾多见。《秦律十八种·工人程》“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更隶妾四人当工【一】人,小隶臣妾可使者五人当工一人”(一〇九)中,[72]冗隶妾”、“更隶妾”并举,前者2人抵工1人、后者4人抵工1人,体现官府对长上、番上及全役无番者间的折算。《秦律十八种·仓》“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事,勿禀”(四九),[73]提到居官服役,隶臣每月粟米2石、隶妾1.5石;不服役时,则不领取。[74]这反映隶臣妾中存在固定时期服役者。有学者推测“隶臣妾有一点个人经济,或者说他们拥有不多的财富”[75],是有道理的。

相对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并不以冗”、“更”供役,可看做长役无番。[76]

前引《秦律十八种·仓》记对隶臣妾发放口粮,称“禀”,以月计。律文下复提及“小城旦、隶臣作者”、“未能作者”,“小妾、舂作者”、“未能作者”,“婴儿之毋(无)母者”、“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隶臣田者”、“舂”等多种身份的口粮发放,亦称“禀”[77]。其间却未交代城旦所得口粮,值得注意。睡虎地秦简中,官府供给城旦舂、鬼薪白粲口粮多用“食”,以日计,如《秦律十八种·仓》“日食城旦,尽月而以其余益为后九月禀所”(五七)。[78]《仓》另则记“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劳与垣等者,旦半夕参;其守署及为它事者,参食之。其病者,称议食之,令吏主。城旦舂、舂司寇、白粲操土攻(功),参食之;不操土攻(功),以律食之”(五五、五六)。[79]相对隶臣妾“不从事”“勿禀”,城旦生病,口粮仍酌情给予;即便不做土功,也按相关规定发放。[80]

里耶秦简廪食简,记录有对隶臣妾口粮的供给:

“禀隶臣”8-211、8-2247)

“禀隶妾”8-15578-1584[81]8-2249

禀大隶妾”(8-760、8-762、8-763、8-766、8-1177、8-1839、8-2195

“禀小隶臣”8-1551

“禀使小隶臣”(8-448+8-1360、8-1580

“禀未小隶臣”(8-1153+8-1342

“禀隶臣婴自〈儿〉”(8-217)

禀隶妾婴儿”8-1540[82]

均称为“禀”。按作役官府隶臣“月禾二石”,依大月30日计,每日约6.667升,里耶秦简8-2247“禀隶臣周十月、六月廿六日食”“三石七斗少半斗”,计10、6两个月,合计56日,每日约6.673升。禀食也是按月进行。秦律记隶妾“一石半”,每日5升。里耶秦简8-1839“出禀大隶妾徒十二月食”,以月禀食。涉及禀餐具体数量者,则作“粟米一石二斗半升”(8-760、8-762、8-763、8-2249)、“粟米一石二斗少半升”(8-766)、“粟米一石二斗六分升四”(8-1557)。以“粟米一石二斗半升”计,每日约4.017升,较律文规定要少些。秦律记城旦舂、隶臣妾婴儿“禾半石”、“禾月半石”,每日约1.667升。里耶秦简8-217“禀隶臣婴自〈儿〉”“六月食”“稻四斗八升少半半升”,也是依月廪食,每日约1.628升,同样接近。个别禀食简不以月计。简8-211禀隶臣“稻五升”,当是一天口粮。简8-1551禀小隶臣“粟米二斗”。依《仓》“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隶臣”“作者”同隶妾每日5升,“小隶臣”“未能作者”每日3.333升。此简禀食量大体为“作者”4-5天口粮,“未能作者”6天口粮。简8-1551禀隶妾婴儿“粟米五斗”。《仓》规定标准为“禾半石”、“禾月半石”,每日约1.667升。此简禀食量为隶妾婴儿10天口粮。

而所见供给城旦舂、鬼薪白粲口粮简文,则作:

“食舂、小城旦”(8-337、8-212+8-426+8-1632、8-216+8-351)

“食舂、白粲”(8-1335+8-1115)[83]

“食舂”(8-1576)[84]

称“食”,而非“禀”。简8-1335+8-1115“粟米八升少半升”,“出食舂、白粲□等二人,人四升六分升一。”,简8-1576“出粟米八升食舂央、刍等二”,所记均为两人一日的口粮,约为4.167与4升,与隶妾相当。简8-212+8-426+8-1632“出以食舂、小城旦渭等七人,积七日,日四升六分升一”,“粟米一石九斗五升六分升五”。《校释》注:“出食共计47×25/6升=195升又5/6升,即一石九斗五升六分升五。”[85]每人每日均约4.167升。简8-216+8-351“出以食舂、小城旦却等五十二人,积五十二日,日四升六分升一”,标准量与此同。所谓“积七日”、“积五十二日”,供给仍以日计,指1名舂或小城旦在47、52天的口粮累积。4.167升与简8-1335舂、白粲的口粮量一致,与里耶秦简隶妾每日约4.017升也较接近。此数字与秦律《仓》小城旦每日3.333-5升,同样不尽相合。由此反推,简8-1551禀小隶臣“粟米二斗”,为5天口粮的可能性较大。这里,小城旦、小隶妾均属“高五尺二寸,皆作之”的“小城旦、隶臣作者”。

由上,官府廪给隶臣妾称“禀”,供应城旦舂、鬼薪白粲则多称“食”[86]。前者多以月计,但也存在1、5、10天的廪给记录。后者更多以日计。廪食上,隶臣每日约6.667升;舂、白粲、隶妾与小城旦、小隶臣较为一致,略多于4升;婴儿约1.667升。将此与前论睡虎地秦简相参照,隶臣妾与城旦舂、鬼信白粲在廪食管理上,亦存差异。

前论隶臣妾与司寇类似,同样存在免老。城旦舂则未见免老,而存在“仗城旦”身份。《秦律十八种·司空》云“仗城旦勿将司;其名将司者,将司之”(一四七)。[87]城旦舂一般著红色囚服,戴红色毡巾,附木械枷索,而被监领劳作。整理小组又注:“仗,疑读为杖。老人持杖,故古时称老人为杖者。《论语·乡党》:‘杖者出。’孔注:‘杖者,老人也。’此处仗城旦因年老,故不必将司。”[88]里耶徒作簿中,有“仗城旦”(8-801、8-1278+8-1757、8-1143+8-1631、8-1279),[89]或作“丈城旦”(8-686+8-973)。[90]《礼记·王制》有“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91]《盐铁论·未通》贤良文学举上古“五十已上曰艾老,杖于家,不从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92]。“杖于家”与“不从力役”联系言说,值得注意。“仗城旦”恐非优赐高年的“受仗(杖)”一类,而与年老力衰的身体状况相涉。有别于隶臣妾,城旦即便老衰,不过特名“仗城旦”、“丈城旦”,官府根据所需仍加役使。

秦代郡县使用大量罪徒役作,相关机构并制有“徒作簿”、“作徒簿”。这些记录,初看颇显庞杂。然而实际上,诸官作徒多来自另外机构的调拨,而提供的机构是较为固定的:

表1  徒作簿所见劳作机构、调拨机构关系表

徒作簿

受司空(人数)

受仓(人数)

简号


隶妾2

8-179

居赀1

隶妾3

8-199+8-688

少内

鬼薪6


8-2034

城旦4,丈城旦1,舂1

隶臣1

8-686+8-973

城旦9,鬼薪1

隶臣2

8-1069+8-1434+8-1520

都乡

城旦1

隶妾2

8-196+8-1521

都乡

城旦1

隶妾2

8-2011

都乡

3

隶妾3

8-142

贰春乡

居责(债)城旦


8-1327+8-787[93]

贰春乡

鬼薪1,小城旦1


8-1515

贰春乡


隶妾1

8-962+8-1087

贰春乡

城旦、鬼薪5,舂、白粲2


9-18

贰乡

白粲1


8-1207+8-1255+8-1323

贰乡

白粲1


8-1340

贰乡

白粲1


8-1741+8-1956[94]

启陵乡

仗城旦2


8-801

启陵乡

仗城旦1

大隶妾3

8-1278+8-1757

启陵乡


大隶妾3

8-1759

不明


小隶臣2

8-1713

不明


8-991

司空

城旦87,仗城旦9,鬼薪20,隶臣系城旦3,隶臣居赀5,城旦司寇1


8-145+9-2294[95]

可以看到,城旦舂、鬼薪白粲及居赀赎责(债)均来自司空,[96]而隶臣妾则来自仓。即徒隶的本司所属并不一致:隶臣妾属仓,城旦舂、鬼薪白粲属司空。换言之,司空与仓是秦代地方管理徒隶的主要机构,而所统群体有别。各种罪徒在县下诸官劳作,实是统领机构司空、仓二官因需散配诸司的呈现。

其它簿籍、文书对此也有反映。“丗一年司空十二月以来,居赀、赎、责(债)薄(簿),尽三月城旦舂廷”(8-284),[97]属司空制簿。里耶第10层木牍“卅四年十二月仓徒簿冣”,列累计使用人员(次):“大隶臣积九百九十人”,“小隶臣积五百一十人”,“大隶妾积二千八百七十六”(10-1170)。[98]而里耶秦简县曹“计录”、诸官“课志”中,[99]只“司空曹计录”(8-480)、“仓曹计录”(8-481)有“徒计”;“司空课志”(8-486)出现“舂产子课”,“仓课志”(8-495)出现“徒隶死亡课”、“徒隶产子课”[100]。前引简16-6正面“嘉、谷、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此简背面记任务进一步下达:“三月庚戌,迁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乡、司空、仓主,听书从事。尉别书都乡、司空,[司空]传仓,都乡别启陵、贰春,皆勿留脱。它如律令。”[101]这里句读略有调整。迁陵县守丞通知县尉,县尉通告诸乡部、县司空、县仓。具体操作是:县尉抄送文书给都乡、司空;司空进一步传送给仓,都乡则另抄送给启陵乡、贰春乡。县尉负责县内徭役征派,人员调发却只通知三类机构而未言其它,正是由于秦户籍藏乡,乡掌握所部县卒、司寇、隐官、践更县者信息,而司空主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责(债),仓主隶臣妾的缘故。[102]

至于军事活动,《左传》“哀公二年”记赵简子军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103]末句颇为要紧。人臣属私奴婢。“隶”在汉晋注虽官役、官徒说并存,[104]实际主要指私属一类。联系《左传》“降在皂隶”、“舆臣隶、隶臣僚”、“马有圉”诸语。[105]人臣隶圉”主要指私属、奴婢。他们参与军事,有望改变身份。《秦律十八种·军爵》记“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一五五、一五六)。[106]隶臣如斩首立功,可直接成为一级爵的公士;归还爵位,可使故妻为隶妾者免为庶人。这是徒隶不仅军中从役,而且参加战斗的明证。不过,规定实际只涉及隶臣。考虑到拥有技艺、受严格控制的工徒尚且参战,这里却不涉及城旦、鬼薪,恐非偶然。里耶秦简中有徒隶捉捕亡卒而得购赏的记录:“出钱千一百五十二购隶臣于捕戍卒不从(8-992),“令佐华自言:故为尉史,养大隶臣竖……竖捕戍卒□□事赎耐罪赐,购千百五十二”(8-1008+8-1461+8-1532)。[107]于、竖二人具体身份,均为隶臣。此外,战国时白徒较为活跃,不仅从事役作,也出征作战。[108]《奏谳书》引战国鲁国律令“白徒者,当今隶臣妾。倡,当城旦”(一七五),[109]亦可参考。[110]

相对司寇、隶臣妾良贱仍可通婚。[111]城旦舂、鬼薪白粲亲属没入官府,原有家庭解体。[112]不过,城旦舂、鬼薪白粲中,“小”的身份常见。这显然不能仅以没入或犯罪解释。[113]前引“司空课志”(8-486)有“舂产子课”,显示对舂生育后代的重视。对帝国而言,城旦舂、鬼薪白粲有后代,可以增加人口资源。因此,城旦舂、鬼薪白粲在两性联系及产育后代方面,官方应该是允许的。

综上,隶臣妾与同属徒隶的城旦舂、鬼信白粲在服役方式、廪食管理、辖配官府、军事参与及婚配等方面均有不同。秦汉“徒刑”结构,早年学者从法制史角度论证“只存在两个等级,其中一个等级由城旦舂、鬼薪白粲构成,另一个等级由隶臣妾与司寇构成”[114]。而从社会等级身份而言,隶臣妾与城旦舂、鬼薪白粲同样多有差别,大体分属两个阶层。

 

四  余论爵制、刑罚序列衔接的若干问题考析

秦、西汉早期是二十等爵作用较为突出的时期。刘劭《爵制》将其划分为侯、卿、大夫、士四分层,[115]较为符合这一阶段的相关情形。名田宅、置后、傅籍、免老、刑罚等权益要素附丽于爵位,使爵位的等级性社会身份意义,一度颇为显著。与之伴随,低爵存在一些更小分层,如一、二级爵公士与上造之间。《秦律杂抄·除吏律》“·有兴,……,上造以上不从令,赀二甲”(一、二),《游士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五),[116]显示秦律在军兴、助秦人出境以上造为界作了区分。《奏谳书》南郡卒史复狱引秦律“篡遂纵囚,死罪囚,黥为城旦,上造以上耐为鬼薪”(一五八),《二年律令·具律》又有“上造、上造妻以上,及……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八二)。[117]其实,爵制在一、二级间即设分界,渊源有自。《商君书·境内》云:

军爵: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级以上至不更,命曰卒。

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自一级以下,有刑罪而已。[118]

俞樾云:“出字疑当作士,古书士出字多互误。”[119]蒋礼鸿将“公”字属上,断作“校徒、操、出公”,以“出公者即公士之讹倒”[120]。按:此既云“一级已下”,则“出公”如为“公(出)[士]”误倒,叙述顺序上不当在“校徒、操”后。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断作“校、徒、操,出公爵”,以“出公爵”指“校、徒、操”多在二十等爵外,[121]于诸说为长。相对“卒”,这些称“校、徒、操”者,主要服杂役于军中。而“一级已下至小夫”不仅包括公士,还应涉及身份更低群体。《秦律十八种·司》“公士以下居赎刑罪、死罪者,居于城旦舂,毋赤其衣,勿枸椟欙杕。鬼薪白粲,群下吏毋耐者,人奴妾居赎赀责(债)于城旦,皆赤其衣,枸椟欙杕,将司之”(一三四、一三五)中,[122]与“公士以下”对称的,是“鬼薪白粲,群下吏毋耐者,人奴妾”。前者似当涉及公士、公卒、司寇等身份,是否大体对应《商君书》所言“小夫”,也可以考虑。

秦及汉初,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除官方赦免、减罪及赎免外,终身服役。相对文帝刑罚改革后“有年而免”,这一时期的身份具有一定稳定性。而考虑到功赏、刑罚相辅而成,近年秦汉法制史研究者,开始注意将相关序列与爵制相联系即将司寇、徒隶纳入二十等爵为主体的等级身份序列中去理解。这种研究趋势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刊布后的台湾、日本学界,愈加显著。刘欣宁参据《二年律令》,在指出汉初是一个注重身份秩序的社会,由二十等爵,无爵公卒、士伍、庶人到隐官、司寇等,层层分明、井然有序时,“显然已将司寇与公卒、士伍、庶人等相提并论”[123]。而“鹰取祐司先生是最早将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全部纳入等级身份体系中加以理解的学者”[124]。鹰取氏在《秦汉时代的刑罚与爵制性身分序列》一文第二节“指示爵位的身分序列”、第三节“秦汉时代的刑罚与爵制性身分序列”,展开了相关论述。文中“确认司寇、隶臣妾、城旦舂为准爵位身分指标”,“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皆非劳役名,而是爵制性身分序列上的身分指标”及“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分别为将犯罪者贬至爵制性身分序列之第-1 级、第-2 级、第-2.5级、第-3 级的刑罚”等意见,[125]均值得后来研究者重视。“陶安先生则从‘身份’的角度讨论城旦舂等的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即通婚、赔偿或拥有财产等权利,认为城旦舂等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并不都相同,他们所享受的权利和负担的义务也可以上下伸缩,这与二十等爵制控制‘百姓’的诸种权利和义务是一脉相通的:秦国通过爵位和刑罚等手段赋予个人以固定的地位,并按照法定的地位(即‘身份’)分配资源与劳动义务”[126]。此外,陶安在具体论说同时,还特别提出包含刑罚身分的秦代身分制度”的概念,[127]将相关思考引向深入。

不过,将司寇,隶臣妾,及城旦舂、鬼薪白粲依社会身份特征,大体分为三组,而尝试纳入“爵制—刑罚”身份序列,需要思考:秦汉“”、“七科谪”等所谓“贱民”,与上述序列是什么关系。此外,与司寇及隶属官府的徒隶平行存在,有隶属私人的奴婢及私属、隶等群体,两者又存在怎样的联系。以往讨论中,对这些问题似乎关注不足。下面尝试略作解释。

先说前者。秦及汉初,司寇、徒隶身份固然低于一般平民,但我们谈到“低于一般平民”的群体,往往更多想到的是“尝逋亡人、赘壻、贾人[128],及武帝时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壻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等“七科谪”[129]。这些当时被视作“贱民”的群体,在战国时期已较突出。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所附《魏户律》、《魏奔命律》即提到“叚(假)门逆吕(旅),赘壻后父”(一八五、一九五),“吕”或作”(二三五)。[130]如何理解这些“贱民”与上述序列的关系呢?按鹰取祐司在讨论私奴婢与相关身份序列关系时,曾提到“爵制性身分序列终究只是在被官府支配及管理者之间形成秩序的。奴婢作为主人的财产并不处于官府的支配及管理之下,所以在爵制性身分序列中是没有位置的”[131]。这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角度。由此推之,秦汉“贱民”中,除“亡命”等属罪徒,[132]其他群体则处在“官府的支配及管理”与私人的支配及管理之外,身份上具有更多自由。关于后类群体,《魏户律》、《魏奔命律》特别规定“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壻某叟之乃(仍)孙”(一九五、二〇五、二一五),“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攻城用其不足”(二五五、二七五),[133]的确显示所享权益较一般民众为低,然从爵制序列及官、私依附群体的角度来看,他们仍然属于无爵或低爵者。谪戍问题学界一直较为关注对谪戍与迁刑徙民实边谪戍与弛刑士的差异,之前已有很多讨论[134]至于谪戍者身份及相关特征,廖伯源的分析值得注意:赀戍谪戍俱强制为之恐其逃亡皆遣吏押送而不同点也是较为明显的赀戍有罪罚戍边有刑期戍边有期限谪戍则以身份贱而戍边不以罪为应急仅于边患紧急戍卒不足时往戍及边境无事则可解甲归乡[135]这些“身份贱”“及边境无事则可解甲归乡”者,若从以爵制序列为中心的法定社会等级身份看,实际多属无爵或低爵者。不仅文献中熟知的“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136],属于上述情形;里耶秦简“戍士五(伍)高里庆忌”(8-899)对適戍名庆忌者士五(伍)”身份的交代,[137]同样符合这一认识。至于文献中明确使用的“贱民”用语,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138]从“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知,他实际为低爵或无爵者。而《汉书》卷四九《晁错传》“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139]“贫人”、“贱民”连称,情形同样类似。要言之,秦汉“贱民”除部分罪徒外,主要包括身份自由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无爵、低爵者。以往学者所论爵制-刑法身份序列,应该可以涵盖这些群体。

再看第二个问题。徒隶之中隶臣妾身份,早年曾引起学界热烈讨论。[140]学者已注意它在罪徒身份外,又具有官奴婢特征。而所谓“官奴婢特征”[141],其实很可重视。按官奴婢是与私奴婢相对而出现的称谓。徒隶中具有“官奴婢特征”的隶臣妾与私奴婢,分属官、私依附群体,彼此存在怎样联系,需要考虑。检诸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这一情形值得注意:相对较为多见的“人臣妾”、“人奴婢”一类私奴婢称谓,秦及汉初很少出现和使用“官奴婢”用语。而据新出里耶秦简等资料,地方官府所役使的身份低于平民群体,基本都是司寇与徒隶。需要指出,前辈学者已有对官、私领域身份低于平民的依附群体之间,如何联系与对应的初步思考,如“城旦舂在刑狱中受到的待遇和人臣妾处于同一水平”,“秦的罪犯城旦舂是一无所有的。……这和人奴妾完全一样”[142]。而在这里,具有“官奴婢特征”隶臣妾及常常与之并称的“收人”群体,无疑更为值得关注。

徒隶来源除战俘、罪犯及没入的相关家属外,里耶秦简中还出现了购买记录:[143]

二年九月甲戌朔朔日,迁陵守丞都敢

以朔日上所买徒隶数守府。·问

敢言之。(正)(8-664+8-1053+8-2167)

三年二月壬寅朔朔日,迁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曰恒以朔日上所买徒隶数。·问之,毋当令者,敢言之。(正)(8-154)[144]

□□□少内
      买徒隶用钱□□万三千□
      少内□佐之主
(9-1408)[145]

迁陵县守丞在始皇三十二年二月、九月朔日,将入购徒隶上报洞庭郡。据“令曰恒以朔日上所买徒隶数”,属县在每月一日上报上月所购徒隶,已为固定制度。而相关具体钱额的拨付,则大体由县内诸官之一的少内办理。前引研究有认为官府所买徒隶是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三种;亦有认为人奴妾即私奴婢,与城旦舂待遇相同,二者的经济、社会地位较为一致。[146]依购买徒隶简文前说有一定道理从长役无番考虑后说也确有相合不过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告臣提到私人告请官府将自家奴婢治罪并谒卖于公爰书格式为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卖)公斩以为城旦受贾(价)钱’”(三七三八)[147]甲的身份入官前是被官府买入后,“斩以为城旦对官方而言买来的虽是城旦却因治罪的缘故不但并不代表之前身份而且与之前身份并不对等。《封诊式是当时案件处理的范式汇编[148]显示上述情形在当时较为习见,也说明城旦舂与私奴婢在身份及地位上并不对等[149]

《秦律十八种·属邦》“道官相输隶臣妾、收人”(二〇一),[150]记边远地区所输对象主要是“隶臣妾、收人”。其中,收人多为没入官府的罪犯连坐家属。据《二年律令·金布律》“诸收人,皆入以为隶臣妾”(四三五),[151]收人常进一步转化为隶臣妾。学者亦关注官府将徒隶赏赐及对外租借的问题,而讨论所涉及者实际主要为隶臣妾。[152]《法律答问》云“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五三),《秦律十八种·仓律》又有“妾未使而衣食公,百姓有欲叚(假)者,叚(假)之,令就衣食焉”(四八)。[153]学界多有认为这些指隶臣妾。倘此说可从,这里使用“臣妾”、“妾未使”一类省略性称谓,与“、“、“臣妾、“人奴、“人奴妾等私奴婢所用称谓接近。又,秦汉私奴婢存在良贱为婚。这与隶臣妾类似,而与城旦舂等有别。香港中文大学藏简牍“奴婢廪食粟出入簿”[154],记私奴婢“大”、“使”、“小”、“儿”各年龄分层的廪食标准,[155]与前论《秦律十八种·仓》“从事公”隶臣妾情况多可对应,且同样“禀”以月计。前论身份称谓“隶”,更多做附属、隶属解。“隶臣妾”之“隶”,或同此义。隶臣妾具有隶属官府的臣妾的涵义一般理解,官、私奴婢与徒隶、司寇是平行并列关系。由于秦及汉初文献很少提到官奴婢。而国家役使的身份低于平民人群,又主要是徒隶、司寇。或可推测:文帝刑罚改革“有年而免”以前,人奴婢与官府徒隶分属并行的两个序列。其中,私奴婢与徒隶中的隶臣妾地位大体相当,对应性较高。

文帝十三年(前167)刑罚改革,终身服役改为“有年而免”,原身份刑按等级依次“累进减免”。此后至东汉,刑罚序列进一步调整为三级: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隶臣妾走向消亡。[156]那么,为何上述诸种中偏偏取消了隶臣妾一级呢?这一变化的发生,以往很少得到解释。按文帝相关改革“属于结构性的变动”。司寇、徒隶“有年而免”,使旧有身份结构开始发生变动。官、私奴婢虽依然存在,但私奴婢却不复与隶臣妾、收人对应。由于以往同私奴婢地位相当的主要是隶臣妾。伴随后者刑期一并转为有期,二者身份不匹配情形就显得尤为突出。刑罚序列在后续演进中特将隶臣妾等级取消,或缘此故。

据学者意见,秦及汉初,伴随爵制序列向下延伸,无爵者不仅可与司寇、隐官,且进一步与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构成序列。[157]而隶、私属、奴婢,则与上述序列下端并行呼应。《逸周书·文传》引《夏箴》曾云:

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158]

小人”、“大夫”对照,“妻子”与“臣妾舆马对言。先秦社会,只有地位较高的“大夫”才有“臣妾,一般“小人”无法企及,只有全活妻儿罢了。而战国、秦及汉初,不仅官员、高爵者,即便一般低爵、无爵者也往往拥有臣妾。[159]不但官府大量役使徒隶,民众也对私奴婢多有使用。如何拥有更多臣妾、马牛,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当时盛行的日书中,此类内容就占有重要篇幅。文帝刑罚改革以后的两汉社会,“政府的意愿上是要逐渐减少贱民和刑徒群体,保持乃至不断增加编户的数量,它体现在政府对于解放奴婢的一再努力,以及汉文帝时对刑法的改革,经过这样的改革,取消了司寇、隐官的存在,并且将无期刑改为有期刑,使得官府控制的刑徒数量不至于无限增加”[160]。而战国、秦及汉初这一阶段所出现的旧有贵族瓦解,平民崛起、上升,则并非伴随原有贱民的消减。汉文帝刑罚改革之前的秦及汉初,乃是身份低于平民群体数量较多、官私拥有奴婢较为普遍化的历史时期。

 


 

原刊《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73-96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15年第6期转载。


    感谢 作者授权 发布!




由于篇幅原因,注释省略。




Copyright © 深圳笔记本价格交流组@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