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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下的神性光芒——河西走廊诗歌群落扫描

新边塞2020-04-28 04:23:33

祁连山下的神性光芒

——河西走廊诗歌群落扫描

 

文/柯英

大地是诗歌的源泉。辽阔、苍茫的西部,造就了昌耀、杨牧、章德益、周涛等一流的诗人,也造成就了风姿独特的西部诗歌群落。河西走廊这片造就了唐代“边塞诗”的沃土,作为大西北的一个独特地域,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也汇入西部诗的大潮,亮出了自己的圣歌。林染、孙江、梁积林、谢荣胜、杨献平、胡杨、倪长录、刘新吾、徐学、马旭祖、万小雪、柏常青、妥清德、贺继新等一大批诗人走进我们阅读的视野,各自以独具特色的创作为河西大地增光,形成一个绕不过去的地域诗群。

我从九十年读诗、写诗开始,经历了“朦胧诗”、“先锋诗”、“口语诗”、“试验诗”等多种诗潮的洗礼,回头再看河西走廊的诗人们,才发现,这十多年来,一批坚持下来并大有作为的年轻诗人,他们真正的写作其实就在于一头扎进河西大地的历史、文化、地域、民情和现实当中,扎扎实实地抒写着灵性的发现。河西贫困落后的现实,看似与时代发展拉开一段距离,恰恰保留了诗歌产生的内在因子,成为孕育诗人的沃土。我记得祝勇在一篇《文学西部》的随笔中说过,西部是最适于生长文学的土壤,当人们在现代都市里日益枯涩,那就到西部走走,到了西部,不是诗人的人也便成了诗人。今天,你只要看看都市诗人无言的窘境,就会发现,西部的地域为诗人们捉笔抻纸提供了多么辽阔的空间。

诗歌是人类精神家园的致高点,诗歌的存现也在为一个地域的生长或消失保留着鲜活的密码。反过来,地域的内蕴也正是诗歌成长不可回避的外因。千里河西走廊,这个世界上最狭长的走廊地带上,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地理风貌的多样性,都为诗人们伸展想像力、发挥创造性提供了不竭的素材。从历史文化来看,这里是中国众多少数民族最早生息繁延的乐土,古代丝绸之路必经有要道,也是明代以前中西方文化传输的主干线,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宗教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汇聚融合,都曾在这片大地上留正点过抹不掉的痕迹;从地貌特证看,戈壁、大漠、草原、雪峰、盆地、湖泊等气象万千、错落有致的镜象,构成了复杂而多样的地域文化形态,成为诗人们取镜的必然选择。我们有理由相信,原始诗意的存现只存在于那些尚未被商业文明所污染的地带,任何人为的热闹都会成为践踏诗意的铁蹄。河西走廊的诗歌群落正是在背靠古朴奇幻的地域、承袭远古厚重文化的大背景下生发出来的一支劲旅。“他们像上帝一样守护着人类最丰富也最脆弱的心灵以及全身的一根根纤细而微妙的生命情感。”(西部棍客《 21世纪中国诗坛事件与新西部诗群的崛起》)。他们的诗歌探索,在这个经济文化上升的时代,同样生长出春天般的新绿和魅力。

我一直思考,一个地域的集体潜意识对诗人群落的形成有多大影响?河西走廊作为一个固定不移的地域,是否构建起了独特的文化风情?读河西诗人诗作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众多的成名诗人或未成名诗人,都对环境具有推不开的依赖性,或者不自觉地接受着环境的熏染,各自虽然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和语言魅力,共同的气质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一方面在纯净天地的背景下,感受着辽阔大地的雄浑、悲壮,抒写着生存的战天斗地颂歌;另一方面又在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承受着苍茫大地的贫穷、苍凉,咀嚼着苦难与悲剧意识。年青一代诗人的作品,虽然已经自觉淡化了标签式的地域性,形式从外向型转向内向型的表现方式,但骨子里的气质依然保持。地域特征的最高境界也正是内在气质、精神风貌的体现。



在新时期河西走廊诗歌群落中,林染当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

提起林染,不能不说“新边塞诗”。新边塞诗首先是在新疆杨牧、周涛、章得益等名重一时的诗人倡导下打出品牌,而坚持最久、倡导最力者,还是甘肃酒泉的林染。1982年,林染在他所编辑的《阳关》上打出“新边塞诗”的旗帜,开辟专栏,刊发了大量的新边塞诗或西部诗歌,成为国内深具影响力的品牌栏目。他本人在西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更是为人瞩目,从1982年到1996年,林染连续14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组诗和散文,几乎创下了国内中青年诗人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的最高记录。与此同时出版有诗集《敦煌的月光》、《相思路》、《林染抒情诗选》和儿童诗集《漂流瓶》等。林染是在西部诗坛坚持最持久的、最活跃诗人,进入二十一世纪,“当许多响亮的名字纷纷被读者淡忘时,只有林染的诗名依然带着长风和远雪,带着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的余辉,频频闪入我们的视野。”(何蔚《林染:重返心灵起点的诗人 》载甘肃日报)。

二十多年过去,今天翻读林染不同时期的诗歌,依然感到魅力四射、光彩照人,他那鲜活的意象、灵动的诗句,给人一如既往的阅读快感。他是把诗美的阳光搬运到真实的灵魂当中,显示出超绝人寰的纯净和深刻。在对西部大漠、雪山、戈壁、溪流、红柳、驼铃及民众生相的抒写上,激情的张扬做到了恰如其分,跳出了大而化之的简单摹写和故作高调的浅薄唱和,他用自己真切的人生感受触摸到了这片辽阔的疆域里那最让人感动的部分。无论写什么,他都是怀揣一颗柔情的诗心,给予细微的体悟。如:“嘟起嘴巴的春天---/一个劲儿地吹/一群群白色的野孩子/便攀援住世茂盛的阳光之滕/在你无遮无拦的二十岁的旷野/沿着四散的天空飘荡”(《飞絮的胡杨林》)“风儿开始长满绿叶/蚂蚁们睁开眼睛/......大地麻酥酥地充满弹性”(《惊蛰》)。读着这样富有灵性的诗句,心的旷野会止不住伸展开想像的翅膀。一个鲜活的灵魂就在诗里存现着,诗歌也正忠实地记录着触动诗人心魄的那一丝一缕情怀,正像林染在自己所说:“我无意于追求表面化的西北特色,我只愿把人生和西部地域在我心灵的真实投影真实地揭示出来。”

在西部诗的旷野上,他只把自己的才智与情思运用到恰好,写出一个当代人对西部的诗性观察。在对边塞农牧文明历史和现实的深刻体察中,他不断突破自己,不断找到触及内心的对应物,精神的走向指向神性王国,显示出一个成熟诗人的博大与辽阔,如:“看到泡沫,啤酒的和心灵的/这是不断破碎的年代,包括追忆/许多事物被折成蝴蝶/永远地飞离了我们/一棵连一年一度的返绿也取消了/废弃的城,我们都不是收信人”(《废弃的城》1996年11月号《飞天》)。在西部,这样的历史遗迹比皆是,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从这个被风雪打磨着的废城里看到了内心深处隐寓的一面,揭示着人类某些东西被时光遗忘的隐痛。还有获《人民文学》1990-1994优秀诗歌奖的《西藏的雪》:“西藏的雪/包含着河道的秘密/那么多的雪,在冈底斯群山中/在夜的羌塘,从岩石深处的星空/落下来/雪穿过拉萨少女的身体/在一对饱满的乳房上张望时间/水在野茫茫地歌唱”。笔触伸展的如此富有灵性,语言穿透力之强,同样显示着林染诗歌经久不绝的成熟魅力。



在对河西走廊地域文化的诗意呈现上,梁积林是目前走得相当远的一个。

生于河西走廊中部焉支山下一个小山村的梁积林,经历过贫困的困绕,务农、过工,求学、挖煤,这一系列生活的艰辛、苍凉和无奈,激发着这个学生时代就深爱着诗的青年用诗表达自己的渴望,在他二十来岁的时候,几乎是靠诗歌鼓励着自己,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1993至1995年,他承包的一座煤矿因经营不善,一度亏损20多万元,大年三十的晚上,他一个人躲在祁连山山窝窝里,有家不敢回,有苦无人诉,这种无奈的时候,也是诗歌,使他承载了人生之重,避免了走向极端。1995年夏天,在生活极不平顺的情况下,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老月亮的歌》,对自己作了一次总结。之后,迫于生计压力,连续几年没有动笔,而阅读和感悟并没停止,他在默默蓄着生长的活力。1998年,他再次拿起笔开始写作时,他已经写得十分从容、老道,视野更加开阔,感受生活的能力超越了一己之见,能从更深层次上挖掘西部地域的诗意。2002年是梁积林诗歌创作的又一转折期。年初,他在《诗刊》第一期发表《山丹:石沟河》,继而《诗刊》在第九期、第十一期连续刊出他的作品,十二期上又推出了他的组诗《梁积林作品》。2003年第十一期《诗刊》在其重头栏目“每月诗星”再次隆重推出他的组诗《风草绿》,并配发评论和个人诗歌创作体会。同时《星星诗刊》也在其重头栏目"实力派八家"中重点推出其组诗《河西,河西》。近三年来,他在《诗刊》、《飞天》、《星星诗刊》、《诗歌月报》、《绿风》、《作家》、《北方文学》、《扬子江诗刊》、《诗选刊》等数十家大刊上频频露脸,入选《2002中国年度最佳诗歌》、《2003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出版诗集《河西大地》、《梁积林的诗》,组诗《风草绿》获2003年度《诗刊》优秀作品提名奖,列入诗刊社“金马车诗文文库”丛书出版发行。

梁积林的诗,属于寄托身世体验较浓的一种。入了他的诗意,感受他的心境,总感到一种冷飕飕的杀伤力,如诗人李小雨所评“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浸透骨髓的寒冷。……他的诗,总是不由自主地笼罩在一片萧瑟寒冷之中,虽都是乡村小景,却透出‘风卷红旗冻不翻’的边地苍茫。这寒冷仿佛有着长长的根,是出于千年历史慷慨悲歌的将军西征,还是艰苦闭塞的生存环境?”他的第三本诗集《梁积林的诗》开卷之作是《西大滩落日》,把一个意象先呈现于读者面前:“这天,冷的/ 满滩的芨芨草都佝偻着腰/ 抱紧了手擘”,这好像给全书定了一个感情的基调,越往下看越感到透骨寒冷。如《冬天是一棵树》:“冬天是一棵树/结满了一树的冷/寒风一动/雪花的叶子,就/纷纷落尽……二木匠家的电锯声/一直在/锯着这个冬天”。意象已经让人冷得打颤了,揪紧的心再次被电锯锯着,只能咬紧牙关。一些很柔和的意象,一到他的笔下也染上“寒冷”的意味,如《一大早》,开头写一种很轻松、愉悦的感觉,画面也很清新:“一大早,我就把羊赶出圈门/让它们在屋后的小树林里,啃啃/松软的草根和变潮的空气”。结尾笔锋蓦然一转,以一种尖利、突兀的声音打破和谐:“一大早,我就用石头磨擦着铁锨/蹴了一冬的铁器声/就跑遍了村子”。听听,石头磨铁器的声音,一种碜人的声音!

有时,他在纯客观的描述中,也透出几分苍凉和悲悯,“长城的豁口处 那人/坐了很久//不用瞅,他的羊就在附近/逐蓬蓬草而走/实事上,他的烟锅就是一只时间的眼/亮在豁口//一阵风刮过/远处的癸花地抖了抖/实事上,是他抖了抖垫在屁股下的毡衣/走向了另一个豁口//事实上啊,他是西北偏西戈壁滩上的一个/牧羊老头。他身子有些佝偻,但他嘘上一声/就能把头顶的一只老鹰/射落在/身后的沙丘”(《事实上》),只是口语化的叙述一种态,但西部牧羊老头的形象跃然纸上,那种深长的寂寞、空旷的无奈、生存的艰辛,在短短几句诗里,包含了无穷滋味。《山丹 :峡口村》:“缺水的冬天/大清早人们就围拢在村东头的涝池里/拿着石头/像抠村子的眼睛//他们把鸭呀鱼呀/与水有关的东西/养在窗格子上”。“像在抠村子的眼睛”,读着,给人一种锥心的疼痛和说不出的苦涩。“北山口下来的一群牦牛/把雪地/烧了个窿”(《牧场雪》)“谁把一钩弯月/当成了挑亮祁连雪灯的/一枚针”(《马场夜》)“谈起沙尘暴,父亲的字字都是一粒沉重的沙子”(《回了趟老家梁家台》)“一只老鹰的掠影/是谁重重地喊了一声”(《问》)。读着这些诗句,大西北的苍茫、辽阔和琐屑、细腻,一下子就充满了内心。其实,这就是西部常见的景致,就是西部的民情风俗,只不过,梁积林拿语言当工具,把它们像风俗画一样一一凸现了出来。他的诗便有了别样的情致----像崎岖的山路上走过一只只矫健的山羊;像平静的天空中飞过一只老鹰;像突兀的危峰上坠下一块石头。 诗人心境往往受各自审美情趣支配,这是诗人评价他眼里世界的一个尺度。简单地说,梁积林的的这个“尺度”是以“苦寒” 属于他所感知的地域一种色泽,反复用这种冷、硬、涩的意象造成一种力度,使诗具有揪人心弦的美。把梁积林诗歌中的一个个意象联结成一个整体,我们感受到的是西部,准确地说,是河西走廊---祁连山下农村的生存现状,是一个诗人对家园的带着血泪的反刍。如古马所评:“让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了悠远岁月中农牧生活缓慢稳定的风格以及生命之霜的严酷,有几分寂寥有几分忧伤。”

梁积林以敏锐捕捉诗意的能力、善于提炼经验中的细节和刹那间的直觉、很强的炼字炼句和驾驭“破碎句法”的功底,创造了个性化的一系列意象。美国诗人理查德·阿尔顿说:“当一个人的全部本性仿佛接触着一种存在、一处地方的保护神、一种潜力时,我凭着这种神秘感,就能理解某些地点和时间中的经验。”梁积林的诗,便为人们触摸河西走廊提供了这样一个凭依。


生长于陇西乡间,生活于河西武威的谢荣胜,十数年来,一直是我们阅读视野中越读越新鲜一位年青诗人。我最早在2000年《西凉文学》上看到他的59首自选诗,格外欣赏他诗歌中闪光的智慧和鲜活的语言,诸如:“大肚子的云朵/在秋日的黄昏/生下雨的儿子/嘹亮的哭声/饱含埋臧太久的尖锐”(《河西的雨》);“春天的乳名/被孩子轻轻喊出/一万片翅膀/在他的心上会聚”(《黄昏》);“妩媚的柳叶女儿/撅着小嘴巴/咕嘟、咕嘟/吐出一串串肥皂泡/欢快地在春天的阳光城打滚”(《柳絮》);“大地在做扩胸运动/均匀的呼吸和心跳,手心里臧着汗珠/透过清晨浅绿的窗口/我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向我招手”(《阳光的露水洒在心上》)……如果要问诗歌最初打动读者的是什么?我认为首先是呈现于视觉的语言。谢荣胜最初的诗歌便先是在语言上抓住了读者,打动了读者。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鲜明印象。

而语言是思维结出的蜜果。今天,把谢荣胜的诗归拢起来阅读,从语言切入底蕴,由往昔靠近今朝,基本可以看出诗人内在的一条发展轨迹,这就是:以平和冲淡的心态感受生活,妙悟生活,领受生活。

作为70后的一代年轻诗人,谢荣胜始终坚守自己和阵地,没有在眼花缭乱的种种诗潮中迷失自己,没有向时尚、流行和媚俗的诗风作出任何倾斜。他在继承中国古典诗词底蕴的基础上,汲取西欧现代诗的长处,努力在诗歌意境的营造和意象的捕捉上向从容、大气、独特迈进,极力想让诗歌像平常生活中说话、写字、画画一样平易。从他那气定神闲、从容自若的走神游笔中,足以看出他的修为已经慧根不俗,大有气象。

如果说梁 积林更多地着意于地域的严酷和生活的滞涩,谢荣胜则多是会心的微笑和平和的抒情;梁诗如同白描或速写,谢诗则是写意山水画;梁诗善用冷色,诗风偏于瘦硬,谢诗以暖色为主,诗风温厚;他们好像相悖的两极,一极是月光,一极是阳光,各自用诗歌抒写着他们感悟到的河西大地。

“阳光”,这个暖色的词,给谢荣胜的诗涂上了一层明亮的釉。正如古马在《诗刊》短评中的标题“一束幽香的阳光”。随意剪取几个句子看看,谢荣胜把光线用得多么充分:“茂密的野树林,紧紧地抱着透明的空气/和一方不为人知的绿色”(《祁连深谷》);“纯蓝墨水的天空/苍绿的树林里洒下细碎的金光”(《故乡:苏家坪》);“阳光在湖水里欢快地洗澡/这份清爽/属于我和复苏的原野”(《少女银铃的笑声》);“秋天的下午。阳光的孕妇/缓缓穿过落满金币的胡杨林”(《祁连山腹地一日》)。这样的诗句在谢荣胜诗中比比皆是,他仿佛特别留意光线给自然万物涂上的生命色彩,实事上,有阳光的地方,才有蓬蓬勃勃的生趣。他对尘世的幸福(哪怕只是稍纵即逝的瞬间美妙)总是满怀激赏,总是抒写得十分深情,在他的视界里,尘世到处充溢着温馨、甜蜜、和美的诗意。

因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生育万物的自然的感激,他以一个善于审美的诗人的发现,心平气和地领受着天地的恩赐。望着淡远雪山下薄霜漫过村野,他向往“像河西的早晨一样生活”;在山丹军马场,他从“一匹马的眼睛里/读到一座静美的黄昏”;在祁连山中,他欢欣发现万亩油菜花渲染的“沉重”幸福;在春天黄昏的小树林里,他想“搭一个巢/孵出一窝想优质的梦”;在毛臧草原的清晨,他想做一只蜜蜂,“一个窗口一个窗口敲开遍野的碎花”;在积雪皑皑的天山脚下,他想“深埋雪中,忘掉自己”;在绿草茵茵的窟窿峡,他想把自己“深埋其间/不是种子 也能开花”.......这一个个温馨、恬美的梦想,把年青诗人内心的幸福解说的淋漓尽致。

柏格森认为,整个世界是意象的总和。意象有内外之别,外在的构成物质,内在的构成精神。用这个观点来观察谢荣胜的诗歌,我觉得有点道理。谢荣胜诗歌激发点,往往从外在物质的兴趣转向内省,以丰富的想像和有力的词语提炼诗意,从而延伸出新的内涵,指向更饱满坚挺的境界。阅读谢荣胜的诗歌,我总是惊奇那一个个令人惊喜的意象,那份沉静、恬美的心态,他一次次刷新着我们对尘世幸福的微妙感悟。让他的诗引领我们多一点童贞的乐趣吧。



从漠风长吹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走向酒泉的孙江,携长风、驭风雪,怀惴绝世的忧患和孤独,高唱灵魂之歌,在河西诗坛孤寂地坚守了十数年,一直把自己假想成一个手执戈矛、拼命向现实和虚空发起进攻的斗士的形象,把自己当作一个从远古时代走来的牧者,顶着逆风,泼血前行。

伴随着苦难和贫困走过来的孙江,一颗敏锐的心,比别人更能充分地理解一个卑微的平民内心之中的渴望和幻想,“灵魂行走在如风的弦上/被流沙刮跑的青春又回来了/我还是那个倚门远望的少年/胸中堆满荒凉的山坡和/高飞的愿望”(《在一支歌中回家》)。苦难造就诗人,是说从苦难过来的诗人更珍惜自由幸福的瞬间,更渴望人的尊严。曾经的苦难和人世的磨难迫使一个不甘平庸的年青怀抱理想上路,并不断修正自己的航标,“抱紧一盏胸中的灯上路/这是我在另一种黑暗里/感到的悲伤和勇气”(《抱紧一盏胸中的灯上路》)。孙江就高擎着胸中的“这盏灯”,照亮自己的前程。

海德格尔说:“倾听诗人言诗,正是倾听神圣者的言说。”从孙江的诗里,我能听出一个同龄人灵魂的观照。在卑微人生与外在世界的对抗中,孙江也只有扛着灵魂的旗帜,扣问灵魂,祈祷灵魂,聆听灵魂深处不安的躁动。他的诗歌,集中地刻画出这样一个形象:一个长发飘逸的书生,孤独地举着戈矛,兀立在旷野的星空下,无助地怅望,“长泪叩地。试问一线苍茫/我一眼相望将把什么留住”(《坚硬的虚空》)。他从黑河边的那个小村庄到祁连山下的旷野,从长城脚下到鸣沙山下,从阿拉善的夜空下到博斯腾湖边,从当金山下到伊犁的路上,一路西行,一路歌吟,每一个驿站,都留下刻骨铭心的诗行。他面对祁连,放飞心中的畅想:“我在祁连的屋檐下/放牧内心的野马”(《祁连:天》〉。他拜访祁连草原,追寻一种失落的精神:“在肃南草原深处/一声鹰唳琢开久遭窒息的灵性/我睁大惊讶双睛 感到蒙尘的时间/如腐朽的泥瓦片片剥落/某种穿透前世今生的神秘之力/从头顶贯注直至深深的脚跟/人和大地重新回到飞翔的行列”(《肃南草原的辽阔》)。他在博斯腾湖边,面对一片水域指认前世今生:“在一大片水边 痴痴相望/前世渐次明朗/今生阴霾荡尽/胸膛里森然林立的乱石/恶俗琐屑的块垒/坍塌成一堆废墟/脚底升起若神助之力”(《博斯腾湖:野草连天》)。他登临长城,静听灵魂深处比雷霆还响的寂静:“长城在我眼里最初是/一匹驰向夕阳的马蹄下/铿锵的刀剑声与袅袅炊烟共存/靠近越来越像一道挡住异路的屏障/粉碎着我的每一次孤单的挺进”(《长城上头有一种比雷霆还响的寂静》)。这些内心的“雷霆”,久久不绝地回响在诗人精神王国的上空,成为他不断向上的力量,他把这种内在的提升力量称之为“内在的鹰”:“鹰:内在的鹰/最先于额头和双眼筑巢的鹰/血液里雷霆般飞翔的鹰/骨头中闪电般炸响的鹰/灵魂深处久久盘旋向上的鹰/率领我们冲决虚空的罗网/向暴力紧锁的永恒之巅/发起多少拼命的攻打”(《内在的鹰》)。

孙江始终高擎灵魂的旗帜对抗外在的虚空,一次次孤单地挺进在诗歌的旷野上,他以灼痛自我的方式,弥补人生的缺憾,求得心灵的大解放、大自由,从而在诗里找到人生的尊严和价值。是的,他的灵魂的反省,他的心灵的焦虑,让他感到了比卑微的生命更纯粹、比现实的龉龊更高洁的另一面人生。他是清醒的现实主义歌者,对现实的不公与理想的差距不粉饰,不回避,哪怕撞得头破血流,依然紧守自己心中的信念。他在诗里也坦诚地说:“我又回到从前 胸中一股凉爽的风/吹走荒凉、贫穷带来的缕缕忧愁/一捧溪水洗净乱发/洗净积满尘垢的灵魂之居/我是从现代派半山腰撤下来的/忍痛不唱虚浮颂歌的现实主义诗人”《古浪峡一带的山峰》。

不管时下诗歌观念已经走了多远,我在阅读中,依然给予像孙江这样扭住灵魂而歌的歌者倾心的礼赞。诗歌与散文、随笔和小说相比,它唯一高贵的品格只能是心灵的揭示、内心的舞蹈。诗人以清醒的良知对世界发言,给世人提供一种诗意栖居的凭依。我们说诗歌精神,实质上是对现实难以企及的理想境界的仰望和攀越。

地处西部敦煌之翼的孙江,能够清醒地给自己的写作一个准确的定位,他借助于西部大漠戈壁、旷野星空、绝世遗迹的冷寂、辽阔、苍茫和坚硬来反观自我,坚持以灼痛自己灵魂的对话抵达整个世界,为爱诗的人们送上一份心灵的祭祀:“我看见你,人世的危崖上/又白又嫩的牙齿 生命的根/紧紧咬住自己的内心/一千个愿望 也是惟一的愿望”(《绝壁上的野花》)。他总是以情绪饱满的抒情,锋芒犀利的剖析,阳刚雄健的气度,坦荡磊落的胸怀,使自己的诗呈现出一种浩月洗荡的透彻、朔风打磨的硬朗。他的诗句犹如脱尽荣华的千年胡杨,硬铮铮的枝杆直戳向苍天;他在用时间的镰刀任意收割着荒原上旷世的寂寞和孤独,双手托起自救的灵魂:“谁一次次制止人类/滑向深渊的脚步 让精神之旗/迎头顶住命运的狂风/在群山抬出的淌血的黎明边/高高举起自救的双手”(《内在的鹰》)。诗是最见性情与思想的文体,任何虚饰、伪造的气象都无法立足。诗人思想走出多远,诗歌便紧随其后,孙江在思想修炼上像一位得道的老道,因而他的诗具有了思想的硬度。



敦煌作为人类文化的一处绝版景致令世人景仰,也是河西走廊艺术宝库中最具魅力的地方。多年来,胡杨,这个与西部一种原始树种同名的青年诗人,一直以敦煌、嘉峪关为圆心,构建着自己圆润的艺术世界。组诗《敦煌》、《长城地带》等,深入到地域文化的内核,打磨出闪亮的语言“画面”。

在遗世孑立的嘉峪关下,他拨开积雪,打量时光的踪迹;在漠风长吹的阳关内外,他梦回汉唐,聆听尘封的绝响;在佛光笼罩的敦煌圣地,他怀揣莲花,捧出浓郁的心香。

沿胡杨的诗一一走近那些或熟知、或陌生的地方:嘉峪关、阳关、锁阳城、敦煌故城、敦煌峡谷、新店台、石包城、安远寨、马圈滩、野麻湾、石板井、罗布泊、渥洼池、八字墩.......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点出这一串地名,因为,这就是胡杨的写作领地,是他的诗歌开花结果的沃野。我们知道,每一个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根据地”,如果一个人在语言、技巧、思想等方面都趋于成熟起来时还不能形成气候,那只能怪他没有自己坚守的地盘。在这一点上,胡杨是清醒的,他一起步就自觉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大本营,把足迹所到的敦煌、阳关、嘉峪关一带纳入写作的视野,划出自己的“气场”,然后一头扎进去,长自己的枝叶,开自己的花,吐自己的芬芳。

嘉峪关、阳关,这个浸透了汉唐文化因子的热土,随手捡一块青砖、拎一块石头都是沉甸甸的历史文化,每一缕风,每一轮明月,都是边塞诗的韵味,只要足迹踏上这片土地,你就止不住地想起一两句流传千古的诗句,千年而下,这些诗句已经成为片土地难以回避的文化代码。想在这上面做出文章、做好文章,首先得超越前人已经立起的意象。胡杨选择这个领域,便有几分冒险的成份,而他还是自如地穿越了时空,从深邃的历史与世俗的现实层面上架构自己的房屋,一边打磨研洗认前朝,一边沉吟翻唱大风歌。在狼烟远去的嘉峪关,他拈出前朝的烽火,指认历史:“类似烽火的夕阳/一层层/狼烟垒高”,他采一缕月光,抵达心境:“我和你们/和无数望月的眼睛/斟满这辽阔的光明”。在王维《渭城曲》唱尽边塞之味的是阳关内外,他折一技杨柳,看春去秋来:“阳关折下柳枝/春风流满丝路”;抓一把泥土,品离情别绪:“攥着一把泥土还乡的人/站在一段泥墙边张望/骑着骆驼的回家人/在炕头上藏起了玉”。在缺水的安远寨、石板井,他以泪作雨,为生命有序地生长呐喊:“雪山上的雪水奔腾而下/到达这里,已是涓涓溪流/一滴水,浸润一点绿/绿色的潮汐/把安宁的梦想/隐藏在每一片树叶之下”;“石板井/有名无实的水/让寄生的野草/遍身芒刺/有关水的想像/遍体鳞伤”。他的笔轻灵地把我们带进历史,带出历史,历史如何,现实又如何,在胡杨的“摄像式”描述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有纵深感的状态。

敦煌,是胡杨的出生地,也是给他带来盛名的文化福祉。当年,他以大型组诗《敦煌》走上诗坛,如今看来,他最出色的诗作也是与敦煌有关的内容。这些年,写敦煌的诗文很多,大都沉迷于对敦煌历史的、文化的追述和感知中,而熟知敦煌历史的胡杨,却在诗歌创作中故意避开这一点,写自己直觉的敦煌,生活的敦煌。“妈妈穿针引线/在沙漠绣上/四季的敦煌/在封闭的黑暗中/普通的人/头顶星星、太阳和月亮/苦难的人/告别疾病和哭泣/围坐在幸福中央/伴随着音乐/从树上摘下衣服/从风中取出铜铃、铁钟和琵琶”(《壁画上的妈妈》)。这是以笔作刀,刻划一幅壁画;又是以刀作笔,叙写尘世的苦难和幸福。这是敦煌的历史造型,又是世俗的民情写意。他的大量的写敦煌的诗作,如《大城》、《敦煌故城》、《新店台草湖》、《敦煌西北地带的马圈滩》、《敦煌:黄昏的村庄》等,都是历史观照下的世俗生活写意,他不去刻画历史多么辉煌,多么沉重,他只抓住感动自己的镜头,把所有的光全聚焦到一点,折射出他对敦煌的一种理解。这就是直觉的诗意与理性的诗意的区别所在。在对诗的本质认识上,我更看重直觉的把握。

胡杨对这片土地寄予了很深的感情,他拿青春“艰难地掘进”,“把所有的梦/都运到这里”,常常孤寂地坐的沙窝上,穿行在风沙中,寻找着一点一滴打动自己、也打动读者的情愫。



倪长录是西部青年诗人中颇有探索精神的一位,他的乡土诗和禅体诗,以清新浏亮的语言、恬静雅致的意象刷新着人们对细微事物的诗意观察。沿着阅读的意脉,穿行于诗人倪长录文字垒造的阡陌之中,用心梳理他游神走笔的去向,自有寻微探幽的一番乐趣。

凭阅读的直觉,倪长录这十几年的诗歌创作,一直是根植于西北祁连山下辽阔的乡野上,用心历炼着、诉说着诗意的发现。他恰似一只动静相宜的蝉儿(他的笔名还是雪蝉呢),蹲踞在岁月的枝头,一边用善于怀旧的内心咀嚼往事,一边捕捉季节深处轻微的律动。栖动之间,扇动缕缕清风,把那份轻清新、圆润、舒展的感觉融入文字,把读者的感觉引向辽远。

乡土之恋,也许是每一个从农村走出的诗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倪长录从人生的起点,经过童年、少年到求学、走向社会,半辈子的历程上,乡村始终在诗人心里是一方若即若离、魂牵梦萦的热土。不论辽阔的空间,还是悠悠的时间,都无法使这种感情褪色。乡野上一点一滴的细小事物,一丝一缕的风卷云舒,一声一息的蝉鸣蛙鼓,袅袅的炊烟,古古的水井,季节里的农事,农事里的乡亲......想起这些,都令人亲切地想哭。长录就从这些熟悉稔的物象里,品咂着生活的滋味,诗歌的滋味。只要简单地看看他这一串组诗的题目,你就会明白,乡野在他心中的份量有多重:《温馨的乡村》(《诗刊》1997.4)、《临水的村庄》(《绿风》1996.1)、《雪水洗亮的村庄》(《飞天》1998.2)、《缅怀乡村》(《星星诗刊》1994.3)、《我闻到了雪山久久的暗香》(《飞天》2003.10).......对土地的尊爱,对乡野的依恋,对美好事物的眷念,成为他难以割舍的情结,也构成他诗歌的情感基调。

长录的诗歌创作属于地方域特色十分鲜明的乡土诗。从中国传统的山水田园诗,到现代诗歌中,乡土诗始终显示着、传达着个人化的经验,用杨万里的诗观来说,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当万象毕来时,用新鲜的语言把亲身的观感生动形象而巧妙地描绘出来。倪长录立身西北乡野上,参悟着西北人文底蕴,让诗意的表达在抒情、状物、写景、叙事中找到自己的支点。他把记忆中最隐秘的搏动,生命中最初触动心魂的东西一一打捞出来,从每首诗的语言、意象到诗意的暗示,让人能回味到西北乡野上独特的气息。“远远望去/炊烟是谁的新娘/五谷的身子青青/稻草的裙裾鹅黄/故乡的女儿/一个个都从娘心上揪走/揪不走的是那炊烟/迷离的守望”(《炊烟是谁的新娘》),读长录这诗,你能对应的地域只能是西部,这种独特的感觉也只属于诗人自身。

倪长录提炼诗意的能力十分微妙,先看几个例证:在辽阔的草原上,诗人独特地发现:“浅草 束紧纤纤的腰肢/野花 端稳暖暖的香气/沿河裸露一些鸟巢的花篮/漏下粒粒清正的鸟音”,最妙的是从风拂草低,居然会妙手而得“草原的胸脯渐渐起伏”,他还从水草丰美的草原深处,看到“羊羔们嫩如草汁的目光/散射两股淡淡的艾香”(组诗《临水的村庄》)。清明的雨,在他感觉里,成了“发霉的情感”燃起的“一股青烟”,淅沥的雨脚,“把人的思念踢伤”;中秋的月,在他笔下,成了“一轮手鼓”,记忆敲出“丁丁当当”的思念(组诗《温馨的村庄》)。推开窗户遥望祁连,竟然幻化出“闻见雪山遥远的暗香”(《我闻到雪山久久的暗香》)。不用再多举例,从中你已经可以看出倪长录炼字炼句功底。他对诗歌语言的修炼也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自觉,一个平常诗意的物象,在一般作者笔下,很容易简单类比、联想就滑过去了,而他是掂在手上,含在口中,细细品味,然后拈出情思的幽香,拈出最纯最美的诗意,惊动一双双被麻木的眼睛。他总能从细小的、往往被人忽视了的界面上发艺术的光泽和幽香,并着力把这份独到的感受展现出来与众人分享。从他的语言里,你能感受到他的想象有多么开阔。

倪长录观察事物十分精微,驾驭语言的能力十分娴熟,山光水色、乡俗民风,经他妙手剪辑,便成了流光溢彩的清丽画面,因而在当前乡土诗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诗人中,刘新吾的名字可能只在一定范围内知晓,要么网络,要么写诗的人中,但我要说,他的诗尽管没引起世人的关注,他依然能称得上是这个时代河西青年诗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这位生于民勤供职于民勤的土著诗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诗,目前已有1100多首(篇)诗歌、散文、随笔发表于《飞天》、《星星》、《绿风》、《散文诗》、《北方文学》、《扬子江》、《中国诗人》等近百家刊报,有作品入选《2000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2001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

对于诗,他有很清醒的理解和把握,他认为好诗的标准:一是语言通俗易懂;二是行文富有情趣;三是意境深远优美;四是不远离生活。这个标准也不是他的独创,我国古代诗词实事上就走得这个路子,而一个诗人能一以贯之地守着一个理念,并把这种审美情趣贯彻到自己的写作中去,他已经融进诗中去了。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古典文学功底修养很好,古体诗词写得清新小巧、意趣盎然、富有灵性,直追范成大、杨万里、袁枚风韵。有这好的积累,转入现代诗写作,便取法于古,取意于今,对“诗味”和诗歌语言的理解比毫无准备的现代派诗人要高出一筹了。

坚守地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着的民勤的刘新吾,他面对这片风沙肆虐的大地----这片并非诗意的乡野,诉说着怎样的诗意呢?看看他日日夜夜呕心沥血的《灯下的心思》:“现在我要用我手中的这盏马灯/把那些散落的白杨沙枣红柳梭梭等聚拢到一起/让这座已经败落的寺院 香烟袅袅/让那口久久不响的青铜大钟 四季长鸣”。面对风沙,诗人忧心如焚,他以带血的呐喊仗义直言,用一盏小小的马灯聚拢散落的草木,护围生息的家园,这让我不由地想起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都是一样的情怀,一样的抱负。关注家园、关注生存,关注百姓,是刘新吾矢志不渝的情怀。从他的诗里,我常常读出一种悲切的紧迫感,听到一种撕心的破碎声:“看着两座沙漠 向我脚下逼近/我提着生我的村庄 茫然四顾/不知道把自己的家 安在什么地方!”(《我的歌唱》)。“今夜 大风高举着腾格里的沙子/从我的楼顶上掠过 拔掉了三十年前的一棵大树/我看见葡萄架下 那个曾经的优美传说/像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儿 猛然下坠 ”(《风中的葡萄园》)。他一介衣食无忧的书生,在起风夜里,独坐高楼,心忧的不是这幢楼会不会支离破碎,而是百姓的庄稼:“外面的风 我不知道会刮到何时/农田里的地膜  会扯掉多少/才出土的瓜苗 会打掉多少/我的父老乡亲 此刻又在做什么”(《外面的风》)。他甚至想,来生做一条鱼,也比做人要幸福:“如果能在来世 做一条游在水中的鱼/肯定最幸福/面对着一棵比我还要苍老的沙枣树/我常常这样想”(《天气预报》)

他的诗里没有小桥流水、旖旎风光,也很少见到明丽的词澡粉饰太平。严酷的现实,逼人的风沙,让诗人在这里没有更多的选择。生存的危机感一直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魔影。考察一下当今世界文学的走势,就会发现,文学作品一方面在向人性深层掘进的同时,另一方面在为生态环境呐喊。这两个层面都指向生存的危机意识,前着是人类内在的恐慌,后着的自然外在的压力。从这一点说,刘新吾的诗歌已经找到了好的着眼点。

徜徉在并非诗意的乡野上的刘新吾,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缕风吹草动都摇曳他的内心,每一滴雨雪纷扬都打湿他的诗思,一场风让他如此忧伤:“我看到 我穷毕生精力经营的幸福/正在一寸一寸开始摇晃”(《大风之夜》)。一场雪又让他如此欢欣:“银子的大雪 在这个冬天/两次翻过巴丹吉林的累累沙丘/给我的家乡腾格里/穿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衣”(《大雪》)。一串鸟鸣,让他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歌唱:“这个早晨 苍天在蓝 云朵在白/露水的鸟鸣 一片宁静和湿润/我只想把自己的翅膀 挂到众神歌唱的地方/我要和它们一起放声歌唱”(《清晨》)。他也为乡野的朴素庄稼、无名花草、唱着美好颂歌,时时处处提炼着生活的诗意,诗意的发现,他把一生栽进这片土地,为它而歌,为它而唱。

置身巴丹吉林的军旅诗人杨献平,近十年来,以巴丹吉林和河西为主题,在《人民文学》、《诗刊》、《西北军事文学》、《解放军文艺》、《飞天》等重大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诗歌和散文,声名鹊起,引人注目,也为河西诗歌增添了一抹亮色。

如果说祁连山和合黎山是河西走廊的围墙,那么世界上第二大沙漠---巴丹吉林则是河西走廊的后院,杨献平就站在这后院的核心触摸着历史的纹脉,聆听着内心的风暴。戈壁、大漠、胡杨林和经久不息的黑河,是他所生存的背景,在这辽阔而苍茫的背景上,一个军旅诗人一驻足就是十多年,他把孤寂的灵魂寄寓文字,抚慰内心的啸声,对身经目历的一切美好瞬间给予细微的观照。说起文学中的“巴丹吉林”,几乎成为杨献平的“专利”。

在散文写作中,杨献平是新写实主义的忠实倡导者和践行者,在诗歌中,他几乎也是以写实主义的姿态,呈现着他的生活轨迹和由此衍生出的生命感悟。他的《在西北行走》组诗里写道:“我时常站在比河流更低的漠野/看天上飞鹰/看远近适宜的祁连雪山/山上有狼,有辨不清性别的雪豹/在更高处的雪光里/还有我一生不会明了的爱情//在胡杨林里,与树们共处/谈论孤独/想起我在冀南乡村的一些往事/我笑着,是微笑,然后忧郁/然后在返回的路上/迎头与一群姓名相同的牧羊相遇/我喜欢听它们的叫声/看它们走路/咩咩!就像那些同时哭泣的婴儿/让我心情起风//六年时间,我逐渐把握了地理/在巴丹吉林,四野空旷/每年春天是风期/七月最热,十月的阳光最美/我的皮肤换了又换/我走来走去/我一直在询问自己/你的生活,究竟与世界存在着多大距离”(载《阳光》杂志1998年第一期)。巴丹吉林沙漠的空旷辽远与外在繁华相比时,时常在他内心投下孤寂和惆怅,为命运而叹,为地域而忧,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传达着他对这方水土的一种判断和思考。严酷环境,对土著人来说,也许多已经成为麻木的现实,而在外来者眼里,看到的总是被麻木所掩盖的真相,他感叹,“在绿洲之外/一个人只是一块干干的泥”;“沙漠的另一个名字/是死亡。”;“在西北,多少奇迹/多少青草在马蹄的奔走重连根死掉/多少超越梦想的故事在风尘里飘摇/我的泪落下来/在今天的废墟上面/遍布的呻吟一如不息的虫鸣”(《在西北行走》载《延河》杂志1998年第4期)。 他的一组散文《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更是他的真实生活和内心隐秘阐释。诗人昌耀说,作家的职业就是咀嚼生活。杨献平便是用咀嚼自身的体验来对生活发言。平淡中跃动着生活的激流,平实中蕴含着鲜活的生命意识,朴素中张扬着独特的个性色彩。

行走的西北,他的目光也不停地审读着西北的自然和历史。多姿多彩的地域特色和厚重的历史积淀,这是西部诗人阅读不尽的一本大书。杨献平也写戈壁、大漠、长城、河流、雪峰、落日、西风等西部常见的景观,而渗入了自己审美意趣后,构建着个人的微观艺术世界。如写玉门关:“我知道历史,这部经典/记忆模糊的容颜/只是年少梦中的一次波澜/多少脚踏春风的人/多少骑士的仰望/多少过客,玉门关/历史额头上的金字牌匾/到岁月深处的一粒石子/人世变换,命运竟是如此简单”(载《西北军事文学》2000年第6期);如写长城:“这一处遗迹/老长城,英雄的马蹄/在我的体内奔腾/夜风萧然/此时的大地上/只有我在疼痛”(《老长城》载《阳关》杂志1999年第3期)。在对西部景致诗意抒写上,杨献平是独特的,属于寄托身世较深的一种,他的感觉别人不可复制,他的体验别人难以模拟,我感到,他的每一首写景状物的诗中都像是点燃灵魂,听到一声疼痛的尖叫。

杨献平以一个军旅诗人伫立在河西走廊的“后院”,以写实主义的文风开掘了“巴丹吉林”的文学意意义,构织了一片独特的诗歌空间。



神奇的河西走廊,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诗人,他们驾驭纯净的想像,凝望远古,畅想未来,虽然身处边缘文化,远离文化中心,但他们以惊人的耐力坚守着,挺进着,保持着寂寞中求高节、冷静中有远思的孤旅情怀。众多的已成名诗人和未成名诗人,共同营造着一方诗意的天空。

对自然万物的观照,在河西诗人中不乏其人,除了前文写到的梁积林、谢荣胜、倪长录等,妥清德、徐学、马旭祖、田世荣、方健荣、江长胜、陈思侠、马兆玉、李天银、梦魂、徐兆宝等年青诗人都有不俗的表现。马旭祖行走于肃北草原,感受到来自纯净原野的气息。田世荣在农垦一线,审读着田园与城市的距离。方健荣在佛光笼罩下的敦煌,说着平凡日子。江长胜以嘉峪雄关为对象、解读历史辉光。他们都以诚实的目光投向现实,让这片土地迸射出空灵的诗美之光。

地域的偏远和生活的窘迫,也造就了他们心里负荷沉重,他们能从更深层面上体验到心灵的痛苦,体验到生命的本质。除孙江已经自觉地向苦难挺进外,酒泉的柏常青、金昌的徐学、玉门的刘惠生、陈永礼、张掖的王登学、苏黎、四0四矿区的魏雄广、李长渝、韩爱民、贾少鹏、李庆华、旎姗等人,都能从地域的苦寒中找到与生命相联的东西,用个性化的关照阐说精神层面的压抑、苦闷和向往,进而关注民众、忧叹民生,凝重地抒写着普通人的生活。

对爱情的憧憬、对美好事物的敏锐发现,一直是诗歌不老的主题,年轻女诗人万小雪、玉门油田的湛社琴、紫凌儿、武威的马付文、李林山、张掖的魏建英等一批作者各有富有特色的诗作呈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西走廊的裕固族,这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也有一批年轻诗人涌现出来,贺继新从80年代初就有诗歌、歌词发表,并多次在全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获奖,他的诗以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抒写着一个牧人的青春、理想、欢乐和忧愁;白文林是裕固族么一个走向诗坛的大学生诗人,他以现代人的意识对本民族的生活与历史进行观察和回味;妥清德以出生地“黄泥堡”为原点,把心灵贴近了草原,绘织了一幅深情的画卷;还有贺学忠、简尔玛、强成江、安玉军、安玉冰、萨尔丁诺夫等一批裕固族作者,都在为裕固族诗歌的发展做着不懈的努力。限于篇幅,有空另文详论。

河西走廊的诗人们是幸运的,也是苦难的,幸运是降临于这片诗性闪烁的大地上,正开掘着前人所忽视的精神家园,打开着一个个沉睡的金矿;苦难的是长期承受寂寞的命运,要想像发达地区诗人一样走上舞台中心多么艰难。遥想汉唐时代到边塞建功立业的将士,多少人马革裹尸、活血疆场,到头来仍然籍籍无名,坚守在诗歌的星空下,守护人类精神高原的这抹圣火,也有多少热血男儿、痴情才女会归于无声啊。他们选择了诗歌,也就选择了甘于寂寞去做精神探险的人生之路。多年来,河西诗群并没有自觉地形成一个集团军,更多的是以个性的方式荷戈独舞,每一个成熟的诗人就是一个世界。如果说,那种超越世俗、高于现实的精神可以称之为神性的话,那么,河西走廊的每一位成熟的诗人都是一只飞旋于苍茫雪域、盘旋于辽阔天空中的神鹰,他们与天地对话,聆听或凝视着尘埃掩映着的大地的秘密。虽然这支劲旅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他们诗意的发现所放射出来的神性之光,将这条千里走廊照耀得更加迷人,也必将沉淀为河西文化的一抹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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